无论是幼儿园的孩子,还是上小学的孩子,都不能不去上课外班,艺术类、外语类、数学类、语文类等等,形形色色的班到处都是。
与幼儿园或学校授课稍有差异,课外班的老师会更活泼,与孩子的互动会更多,但这并未改变这类课程的本质。
即以教学为目的,却非以教育为目的;但教学形式的变化,并不会带来教育本质上的改变。
2005年,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既是疑惑,更是对当今中国教育现状的描述。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无论是传统教育模式,还是新的教育模式,目的都有一个,即提高以考试成绩为目的的教学,而非教育。
哈佛幸福课导师TAL在其授课中提到,西方的认知心理学们逐渐发现,柏拉图时期开始的将精神和肉体分离开的“二元论”无法使人变得更加积极和快乐。
比如,西方医疗的发达却无法治愈许多精神上的疾病,相反,通过身体锻炼却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西方的思维模式虽然促进了西方科技的发展,却并不最终解决教育乃至人类问题的良药。
因为西方思维模式更多地是解决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的关系;而东方思维模式则是指向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次要位置,由于“人定胜天”。
大家所熟知的《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等等,都是在讲人与人的关系。
延伸到教育,正如“钱学森之问”那样,民国时期国不富民不强,却产生了很多大师;而今天国富民强,却不再有大师,根本在于教育舍弃了它的本质。
那就是不再关心人与人的关系,而只关心人与物的关系。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形式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孩子是否掌握实体的或抽象的物,比如单词、概念、解题方法等,为根本目的。
而不再关心孩子是否学习了如何处理与亲人、与老师、与伙伴的关系,父母聊到孩子时会以成绩高为荣,而不是以受人欢迎为傲。
虽然学习成绩能够成为孩子走向新的社会阶层的敲门砖,却不是孩子走向社会、适应社会的决定性因素。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仅仅成绩好的孩子,无法干出更具开创性事业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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