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历来文化包容，尤其唐朝以后不分族别，任用了许多外族文武大臣，尤其武将众多，在玄宗时期，以张说和李林甫两个宰相的调整征兵制度，对安禄山、史思明等边镇可以豢养私兵，为他们的野心爆发埋下很大的根源。
都知道，唐朝对安禄山、史思明和大量史书中的一些人物，历来有一个专有称呼为昭武九姓，具体为哪九个姓氏其实并不一致，过去以《新唐书》所记，有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称昭武九姓。其中康安石曹何等感觉有中国姓氏色彩的都好理解，但以火寻来说，就是后来著名的花剌子模，明显和其他几个姓氏渊源不一样，以地名为姓氏来说，并没有什么人叫火寻某某的，唐朝有以花为姓氏的如杜甫写诗称赞过的武将花敬定，与北朝传说的花木兰等总体渊源是中原祖先的传承，和西北塞外火寻或花喇子模毫无关系。还有像《北史》、《隋书》记载乌那曷、穆国、毕国等也属于昭武九姓，所以，一方面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另一方面姓氏总体代表的是地方，属于姓氏演变的早期，中华姓氏早期也有因家族不断迁徙或家族封地变化，然后再以地名改为姓氏。
但是，关于西北塞外这九姓的由来很难理解，尤其对“昭武”的解释。今天国内荣新江、姜伯勤等不少专家学者倾向唐朝这些迁入中原的昭武九姓胡人基本就是所谓粟特人，可见《粟特人在中国》《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等代表性著作。看起来分析史书的描述是有根据，但仔细想想又很难认同。
昭武这一说法最重要的源头是《汉书·地理志》。认为塞外九姓的祖籍是河西张掖郡昭武县(今天的甘肃临泽)，河西故地本为月氏人、乌孙人所居，汉代以后月氏人大多流落西北塞外，慢慢演变融合成了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他们以经商著名，因此在魏晋南北朝300年间，在丝绸之路上活动的大批从西域前来中原经商贸易的是为粟特人。看起来有根有据，很有条理和说服力，那么后来大量生活在中原的粟特人自然就慢慢华化，其中就有了唐朝重要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这一说法对解释身在中原的九姓胡人由来看似已经清楚明白，但对于塞外昭武九姓本身的渊源，事实恐怕没那么简单。
还是以诸多史书为准，从东汉开始，前来中原的粟特人往往被称为粟弋，可见《后汉书西域传》，也是粟特这一词最早的记录。《后汉书》为南朝刘宋史家范晔所著，史学见识有口皆碑，可以认为是魏晋到南朝一个主流观点。
再像与粟特有莫大关系的康国，也是九姓诸国中最大的，在两汉时期也早有康居这一称呼，甚至用康居来称呼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到隋唐之际依然存在。而关于粟特人，其实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或者族群统称，更像是笼统指代某一个地区的好几个民族，他们在南北朝时也往往有专门的称呼——窣利，这一称呼也在隋唐时期玄奘法师西游的时候还存在。如单独的粟特，在《周书》中称“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甚至可以想见地方不大，粟特并非指代周围一系列地方和部族的统称。
正因其实粟特人早在汉魏时期已经出现，就塞外的传统情况来说，当时如月氏人就是月氏人，前来中华的往往就有“支”作为汉姓，可以认为月氏的氏被读作“支”来解释。可是，像飒秣健(撒马儿罕)为什么会叫康?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什么叫安?赭时(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为什么叫石?其实很多地方的渊源都解释不清。何况至少康安米等等，不属于中华传统姓氏，而是模仿或我们认为翻译出来的汉姓。
若从读音演变来看，勉强可以说赭时可能源自西汉李广利远征大宛时的“贰师”城，后来是有名的柘枝城(塔什干)，因为流传到中华有非常出名的柘枝乐舞和胡旋舞。读音与“石”这一称呼还算有些关联，其它的就很难说清了。像五代时出卖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就是西北塞外石国后裔，但他们一家来中原，却另外投身沙陀族，而沙陀族是铁勒族薛延陀部落的后裔，由于他们被灭后，辗转到沙漠地带边缘，改称沙陀。
事实上，不止柘枝舞的故乡石国以歌舞著名。唐朝有许多音乐人才都是西北塞外昭武九姓，好比著名词牌何满子本尊，据说是沧州的教坊歌人，但获罪，临行前想以歌舞赎罪，唐玄宗以她的歌舞才华赦免，但从此打入深宫。后来元稹、张祜都以何满子的故事写诗，尤其张祜《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成为传颂千古名作。通过这首诗前两句，已经说明何满子的故乡是遥远的塞外，辗转流落中原。
尤其唐代琵琶高手基本以西域为多，从太宗到德宗时期，曹妙达、曹善才、曹保、曹刚等，还有康昆仑，全是来自昭武九姓曹国和康国的音乐人才，他们在许多唐诗中都留下过印记。直到今天，丝绸之路上中亚地区依然是歌舞胜地，足以印证历史的渊源。
从以上可见，今天认为这些塞外昭武九姓的不同特色、不同渊源的人，只用一个粟特人的渊源解释，不过为了是把复杂的族别出身问题进行简化，并没有实际的说服力。假如认为这一大批人的祖上都是来自一个粟特，那么隋唐时期的史书上只需要用粟弋、粟特或者窣利等几个不同称呼这些人来历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冠以“昭武九姓”的头衔?去刻意标榜这许多人的华化或汉化?
事实上这个昭武的来历也很令人费解，问题不在于史书上解释中国境内昭武县的由来，从汉代设立昭武，就是为了彰显汉武帝开疆拓土收复河西的功绩，命名“昭武”原本非常贴切，但西北塞外的九姓贴上这个“昭武”的名号似乎另有由来。
以笔者所见，从许序雅等先生的研究中引用海外学术界观点，其实很早就有人指出，昭武一词很可能也是外族语言的翻译，因为中国史书认为昭武是一个王姓，也就是说，他们很早的确是来自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和粟弋也好窣利也罢，并没多大关系，而是嚈哒人所立，所谓的昭武王姓是根据他们各自统领的城邦，后来贴上一个王族标签，来华的大批昭武九姓人群之所以这么做，真正意义就是为了抬高他们的历史出身，这与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的门阀习气很相似，正说明历史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每一阶段的一些现象背后都有特定的含义。
根据日本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昭武一词很可能就是当地王姓的构成词，恰恰这主要存在于嚈哒人中。北魏太武帝期间，嚈哒人正在中亚地区打破过去以康居为主的大国称霸局面，然后分别有悉万斤和粟特两个表述，可见《魏书·孝文帝纪》。其中悉万斤就是分解以后的康国，其他地方也都分立城邦，粟特当时也算其中之一，这就是之前提到《周书》单独有《粟特传》，正说明粟特人是当地部族之一，并非一众部族的统称。
隋唐以后，如果仔细看昭武九姓的那些人，尤其是中原的九姓，与南北朝粟特人善于经商的特点(这是荣新江等专家非常看重的特色，只能说对粟特是事实，但不代表整个九姓人群)其实有不少的差别，也能说明粟特和昭武诸胡并非是一个民族。唐朝的昭武九姓往往不以商业著称，就拿安禄山来说，只是少年时生活在边疆地区为了谋生当过经商买卖的牙人(相当于中介经纪，不是安禄山本人做商人)，丝绸之路上的传统与这些人似乎绝缘了。
实际大多九姓之人在中原都成为好武尚勇之徒，或者歌舞人才、医学人士(唐宋时代背景的小说经常出现身份模糊的胡医往往指从西域来)，甚至是杂技幻术师，只有民间可能才有较多从事经商的塞外胡人，这是一种含糊其辞的说法，也很难认为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同一个民族。
总之，昭武九姓在历史上并非是确定的九个邦国和九个姓氏。他们的演变历程，可能是中亚本地的粟特人和外来的月氏人、嚈哒人等互相融合而来，甚至是以嚈哒人为主。昭武九姓算是一个泛称，严格地说，若看《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一类史书中，前来长安、洛阳入贡的九姓官方使臣、国王、王子中，甚至还几乎没有姓康安何曹石米这样属于真正“九姓”的人，实实在在体现了塞外诸部和昭武九姓关系的复杂性，而德国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像石曹安何穆史诸国，在隋炀帝开拓西域期间就相继来入贡，唐高祖李渊登基以后，他们继续前来中原，尤其九姓中实力最强的康国于武德七年入朝。之前，康国实际一直与突厥联系密切，有和亲，史书特别记录康国遣使，算是看到唐朝已经慢慢在塞外有了影响力。
尤其李世民建立天可汗的声望以后，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前后一百多年里，九姓入贡留下记载的、官方史书多达130多次，几乎年年不断。尤其中亚的九姓诸国在大食入侵后，不管从习俗压迫(如信仰改变)还是赋税剥削都是当地民众难以忍受的，为了摆脱困境，不断求助唐朝主持公道。
696年(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封康国大首领笃娑钵提为康国王。712年，大食破其城国，国王乌勒伽投降，但之后于719年(开元七年)还上表唐朝求助反抗大食。744年(天宝三载)唐封其子康国王咄曷为钦化王，从太宗高宗年间康国遭大食攻打起，由于九姓之地太远、边疆驻军有限(安西四镇名义上军镇驻扎到了碎叶，但官军实际一直在安西，这从张孝嵩、高仙芝等经营西北就能看出)，对中亚地区的各部从来就没有要远征的意思。
米国治弭秣贺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片治肯特)，与康国毗邻，两边关系密切。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为大食所破。658年(显庆三年)还接受唐朝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718年(开元六年)还遣使来唐，米王迪瓦什蒂奇于722年被大食人所俘，随即被杀。731年，康王乌勒伽请唐朝封其子默啜为米国王，744年，唐朝赐米王为恭顺王。760年以后，片治肯特就被废弃。
曹国西曹治瑟底痕城(今撒马尔罕西北伊什特汗)，也与康国关系密切。731年(开元十九年 )唐封康国王乌勒伽之子咄喝为曹国王。天宝三载赐曹王为怀德王。中曹治迦底真城(在今撒马尔罕西北之凯布德)。东曹为布恩吉卡特，一说在今乌勒提尤别，一说在乌勒提尤别西南之沙赫里斯坦。722、740年曾屈服于大食，但没多久745年就上表唐朝请求内附，直到752年(天宝十一载)仍遣使上表唐朝请求出击黑衣大食。这一次遣使是东曹继武德年间入贡以来，时隔百余年再次遣使长安，足以想见他们对恳求唐朝出兵多么急切。之后天宝十三载，东曹国王再次联合安国副王和诸国联合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同讨伐大食，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外邦蕃臣联名上表，但唐朝仍然只是安抚和劝慰。
何国在屈霜你迦(今撒马尔罕西面)。唐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贵霜州，任命君主为刺史。
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名城布哈拉)，唐高宗显庆时为安息州，任安王为刺史。其王别顿之遗孀可敦在7世纪下半叶曾多次领兵抗击大食，其子安王笃萨波提一度被篡位，709和710年，由大食重立笃萨波提为王。但719年(开元七年)笃萨波提还是向唐朝上表乞师以抗大食，后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屈底波也曾遣使来唐，751年也为大食人所杀。
石国在658年(显庆三年)由唐朝设立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713、714年遭大食侵入。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王。721年(开元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求唐朝讨伐大食。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莫贺咄吐屯相助唐朝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受封顺义王。740年，大食埃米尔纳斯尔再次入侵。753年唐朝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之后就是著名的怛罗斯一战。但是，石国至762年(宝应元年)尚遣使朝贡唐朝。另外，火寻也曾在751年遣使请击大食。
以上可见昭武九姓诸部对唐朝依附的渊源，如回溯隋朝之际，这些九姓大多还受突厥统治，唐朝打败突厥迫使臣服后，由于驻军不切实际，就以突厥和康国为主要首领互相羁縻，然后隶属于唐朝设立的安西都护府。
由于突厥诸部一直反复，为了安定民众，唐朝在平定他们的同时就把不少征战时的俘虏或希望离开是非之地的民众迁入内地安置。结果，原本颇有传统的“移民”策略，在国际外部形势和唐朝内部问题上统统留下了安全隐患。
高宗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塞外单于大都护府管内突厥降户反叛，北方大乱。为防突厥胁迫勾结灵州境内九姓，在灵州境内置鲁、丽、塞、含、依、契六个羁縻州(史称“六胡州”)，授予九姓各部族首领相应官职。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在灵州辖境置兰池都督府(治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内)，分置六胡州为县。到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居民因“苦于赋役”，以康待宾为首，康、安、何、石等众多九姓聚众起事，攻陷六胡州。但时间不长，康待宾很快被俘，送京斩杀。次年，康氏家族的康愿子重新起事，唐朝再次平定之后，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同年，强制迁徙六胡州民众五万余口于中原腹地，“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开元十八年(730年)，又将迁到中原的一些人回迁灵州旧地，复置匡、长二州。可以看出，唐朝前期九姓胡人内迁的数量至少在5-8万人，这绝非一个小数目。在六胡州一事后，第二波九姓部族引发的就是天宝末年划时代的安史大变。
不仅如此，从贞观年间开始，在六胡州中间还安插了另一个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党项，随着安史平定，驱散各地昭武诸胡，党项便借助拥戴李唐王朝而占据灵州、夏州之地，成为后来显赫一时的西夏崛起资本，党项拓跋家族受到册封，也就是此后李思恭、李彝兴、李继迁、李德明和李元昊这一家人姓李的原因。
对于唐朝来说，六胡州位于灵州和夏州之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些从西北塞外迁入中原边地的昭武九姓并非一朝一夕，照理也并非一定会是祸患。但是，历史又确实是在某个时候种下了因，方才在另一个时候结出果。
若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也早有昭武九姓生活的移民聚落。在唐代，从碎叶一路往东，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等地其实沿途各个较大州府都有昭武九姓的聚落。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多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末五代的占据沙州、瓜州的归义军首领曹氏家族，名义上宣称是内地亳州曹操家族后裔，事实上正是昭武曹国后裔。
客观来说，显然安史并非是依靠这些散居各地的九姓族人酿成反抗唐朝的资本，但在某种意义上，安禄山的军队在约束管理上依赖部族色彩也确实很重，例如他也有发挥西域祆教的巫术色彩。绝不能等闲视之。
从怛罗斯之战到安史之乱是一次连锁反应，也就是国际形势和内部问题相继发生，跟着回纥与内部藩镇完全将李唐的盛世之梦击得粉碎，尽管不久之前，上上下下还沉浸在唐朝繁荣开发，对外来文化非常热衷与包容的心态中，这一大转折貌似显得很有一些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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