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的路径选择

关于李鸿章，在过去这些年，我个人多多少少做过一些相关研究。我做晚清历史的重建，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少不了对李鸿章的讨论。

过去这些年，李鸿章资料的发掘进展得非常快。改革开放后不久，安徽教育出版社就组织《李鸿章全集》的重新整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顾廷龙先生的主持下，很快就出版了原来编订的《李鸿章全集》。但可惜当时只出了一个三卷本，后续没做完。

后来，安徽人民出版社策划了《李鸿章全集》，这个全集应该是李鸿章1901年去世之后，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作品集。当然，李鸿章去世不久，吴汝纶就编过《李文忠公全集》。再后来，在国家清史委员会的支持下出版了《李鸿章全集》，我们对李鸿章的了解就变得更加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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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李鸿章形象的变迁

今天，我们觉得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在推动中国进步。我们现在给他辩护的时候会说，「卖国条约」你最好别签，你让别人签，干嘛让自己的名声受损呢？

但三十年前，在我读书的时代，李鸿章的形象非常负面，人们对李鸿章的看法比较保守，觉得他基本没有做过一件正当的事情。

这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本身的调整和学术界的工作，有关李鸿章的研究有很大改变。今天我们再讨论李鸿章，相对来讲，可能就比较平和，不会像过去在革命史叙事的语境下，把他贬得一无是处。

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每过一段时间我就去读一读《清史稿》里的李鸿章传记。到目前为止，我感觉还是李鸿章同时代人的评价比较公允。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清史稿》中的李鸿章传记。

我们回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去讨论李鸿章和现代中国的路径选择，可能就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

讲「李鸿章与现代中国的路径选择」这个主题，我想表达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和李鸿章共处一个时代，都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一个大时代。

其实，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从李鸿章和李鸿章之前的那段时间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处在这个大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的路径选择。当中国真正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之后，我们关心的问题可能就不是这些，而会转变成其他问题。

在大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李鸿章可能对这个转折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我想简单地按照李鸿章所处历史脉络中的几个大的时段，简单讲一下我的思考。

李鸿章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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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知道，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在近代中国，李鸿章最早登场是因为什么？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变化。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受到了严重打击，清政府凭借已有的架构无法平息太平天国。

清政府的军队——八旗一开始也是英勇善战，出来打天下的。但到了太平天国出现的时候，清朝已有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解决太平天国的叛乱。太平天国从金田开始，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现在的南京。当时，它就定都金陵，改名天京。

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前后持续了14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值得一提的一个政权。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将领，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中兴大臣，他们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脱颖而出。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时的军队，并不是清政府既有的军队——因为八旗发挥不了功能。这时候，清政府提出什么方案呢？让这些有功名的人回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到自己能够发挥影响的地方去组建军队。

就这样，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了湘军和淮军。湘军和淮军是我们现代军队的前身和起源。这时候，曾国藩和李鸿章算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了。

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被平定。李鸿章因为算是有功劳，就做了江苏的巡抚，而曾国藩则做了两江总督。

等到太平天国被平定，英法联军结束在中国的活动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的变化。太平天国的平定，英法联军的结束，意味着中国真正踏上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第一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近代中国几次战争的性质，《南京条约》的鸦片战争、《北京条约》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关条约》的甲午战争、《辛丑条约》的义和团战争。我们去看这些战争和条约，都可以看到它们的焦点都是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上。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英法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要结束此前的局部开放状态，他们想要更大范围地开放。这一点，我们在过去是很难理解的。

有了贸易摩擦的经历，今天再回望近代中国，从马戛尔尼开始的中西之间的摩擦，诉诸于战争，最后落实到一个更开放的方案，我们可能很容易理解一些问题。

近代中国未有之大变局，即李鸿章讲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中国能不能从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当中走出来。

中国在没有接触外部世界之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国家。当然，这个农业文明在西方人来之前，自己本身也在缓慢变化。但这个缓慢的变化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东西，而不是彻底改变农业文明的形态。

比如说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生活的繁荣。我们看北宋时期的商品经济，看南宋，看临安，看兖州，看苏州，你都能够体会到，这已经不是原来单纯的农业文明形态。但是，靠那些东西仍然很难成长到近代资本主义体制。

明代中晚期开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到中国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原因就在于大航海的出现、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的发生，它们把中国卷入到一个全球网络中去了。这种全球贸易网络，中国是没有办法脱离的，而且中国也没有必要脱离。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从明代中晚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发生质的变化。

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研究，各位可能都看得很多。黄仁宇研究16世纪中国新经济形态的发生，特别是白银的出现。白银的利用到了张居正改革时，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型也就是呼之欲出的事。

在这之后，如果不发生明清易代的调整，如果明代中晚期继续之前的发展，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和农业文明不一样的新的社会形态发生。

美国籍历史学家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作品。

我们去读明代晚期的市民文学，去读明代晚期的小说笔记，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市民生活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达，都预示着中国在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变。但是，明清易代使它发生了推迟。不过，明清易代仍然没有阻挡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

从明代初年开始，这个贸易往来渐渐从自由贸易的形态，转化为由国家管制的形态，即明清两朝的中国政府渐渐对贸易实行管制和垄断。

我们看到，明代之前，元朝也好，两宋也好，对外贸易是自由形态，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都可以做贸易。外国商人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商人可以到外国去，大家处在一个自由状态。自由状态的贸易，导致的结果是平衡；而管制状态的贸易，导致的结果是失衡。

这种管制贸易状态的失衡，就是贸易顺差的大量积累。我们从《白银资本》这本书可以看到，500年的对外贸易交往，使中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结余。18世纪中国的繁荣，是一个虚假的繁荣。不过，它的真金白银是真实的。中外贸易在管制贸易状态下，导致一方贸易顺差。这会导致一个结果：贸易失衡使人民并不能分享贸易繁荣的好处。

一直到乾隆晚期，到了1793年，英国使团到中国来，这个失衡都没有打破。当时，他们要求开放更多的贸易区域，清政府不接受。过了23年，也就是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使团来，仍然请求扩大贸易额度，请求中国在广东一口通商的状况下增加更大、更多的贸易点。

广东一口通商时，造成中英双方的贸易成本达到40%。广东一家独大，两边通吃，买方吃卖方的，使贸易成本增加。自由竞争状态下，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竞争者，竞争就能使成本降下来。

这些年来出版了很多粤海关档案和中英贸易交往档案（从民国时期开始，已经出版了很多这些资料）。从这些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要求扩大几个通商口岸。但是中国出于贸易结余的考虑——自由贸易状态下，可能政府的积累就不会这么多（但这会使收入质量会更高）。

1816年，中国仍然没有接受。到了1836年，过了20多年的时间，中国和英国不得不发生战争，战争的结局导致了「五口通商」。当然，五个通商口岸实际运行的只有四个，广州从原来的一口通商一下子变为不通商。

到了1850年代，太平天国兴起时，按照约定进行修约的时候，中国和西方国家又出现了紧张。这个紧张其实是来自于1858年通过的一场谈判——1858年，中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基本上落实了当时西方开放长江流域，在北部中国开放口岸的要求。

但是，当时的咸丰皇帝朝令夕改。他在谈判当中，今天说这个我可以接受，明天说不接受。1860年中国和英法之间的战争，摩擦不断升级，这与咸丰皇帝有直接关系。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对咸丰皇帝的性格已经解剖得非常清楚了。

在这之后，中国和英国、法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和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和美国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时候，中国已经同意了西方国家扩大开放的要求，开放长江口岸，同时在长江以北，开放了北方三口——天津、牛庄、登州。

《北京条约》的签订

这三口的开放，意味着整个中国其实对外部都开放了。这种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如今的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度要高得多。

相对来说，外国资本在一个开放的口岸中，中国的政治权力是干预不了的。它在这儿可以做生意，特别是通商口岸多了之后，更接近于产地，像长江流域接近于茶叶产地，贸易成本也随之降低，资本一定要讲究利润的最大化。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1860年《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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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太平天国

此时，中国内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太平天国。

在革命史的叙事当中，我们说太平天国的出现是因为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我们从一个王朝的视角来看的话，农民有反抗，统治者不得不镇压。

我们不能说曾国藩好到让我们必须要否定洪秀全，也不能说洪秀全好到我们一定要把曾国藩说成坏人，这都不对。因为叙事立场都不一样。

在清政府解决了外患的时候，太平天国占据了中国东南最富庶的地区。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税收除了贸易之外，主要来自东南地区，而这个地区完全被太平天国控制。

我们今天读胡适的《四十自述》，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他们都在研究当中提到了太平天国给中国东南经济所带来的破坏。

可是，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为什么拖了十几年之久？

因为在当时的南京——当年叫金陵的那个地方和我们今天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差别——金陵水面太大，湘军、淮军无法进去。

再者，洪秀全又和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走了一个相反的路径。洪秀全进了金陵之后，就再没出来过。他可以派其他的将领、军队，到处去作战，带粮食物资进来。

因此，《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在这个时候要想平定太平天国，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进金陵的问题。

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水师。

当时，俄国公使提出，从俄国派一万水师，把太平天国拿下。但因为那时，英国和俄国有点矛盾，英国公使就跟恭亲王讲，最好别用俄国水师。因为按照国际法，按照万国公法，俄国拿下太平天国之后，他可以暂时不给清政府。日本的北方四岛就是这样，拿了之后，可以暂时不给你。

太平军海战。

在这种状态下，英国公使的动议使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个政治性的大调整。英国公使说，如果你们自己生产洋枪、洋炮和战舰，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所以，清政府开始组建我们后来的第一支海军，而这相当于恭亲王完全委托给英国人操办，英国的李泰国是我们最早的海关总税务司。

后来，我们花了钱却没要英国训练的海军，没要的原因是李泰国给海军规定：只能听我的，不能听中国皇帝的。中国皇帝可以跟我说，我再命令你们。当时，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等人认为，我们出钱，但不能命令军队，这是不合理的。于是就把这个海军给废了。

中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独立走向自己的军事工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走向洋务运动，走向近代工业化，真的不是顶层设计，不是朝廷说我们应该这样做，而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实际处境是这个样子，不得不做。它和面对黑船舰队之后的日本的顶层自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被动地，被逼着一步步走。

当然，水师启动之后就成了一种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如果成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平定太平天国，那么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水师建设就应该停止了。中国为什么要建水师呢？只要建炮台就行了，建什么水师呢？中国又没想征伐别人，因为我们一贯的原则就是近海防卫。但这时候有了利益集团的牵扯，水师海军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继续建设。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广东水师都在这时候开始建立，它歪打正着地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

我们研究者也注意到，中国工业化起步于1860年代，并不是来自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而是来自于地方督府。但在客观效果上，它确实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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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真正的工业化？

1860年时，我们的主人公李鸿章还不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他那时仅仅是一个江苏巡抚，接续了曾国藩在两江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在金陵制造局、江南造船厂。

李鸿章真正在洋务上发挥功能，应该是天津教案以后。

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因为这个事件离开直隶，改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被调到直隶，做直隶总督，接续崇厚之前在直隶开辟的一些洋务。

我们后来不太研究崇厚。但在1860年到1870年期间，他其实在天津推动实业发展。李鸿章后来在天津推动的工业化设施和军事工业，都是在崇厚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在1870到80年代，特别是李鸿章主导直隶发展的过程中，轮船招商局的建设、电报局的建设、矿产资源的开采，煤矿的开辟，都逐渐开始了。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李鸿章慢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要从农业文明中走出，构建中国自己的工业文明。当然，这是李鸿章的先见之明，当时只有他看到了这一点。

不过，李鸿章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理解得太狭隘了。他理解的工业化，可能仅仅是工厂，他没有理解工业化所导致的工业化社会，也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组织方式、伦理价值观念，能不能从农业文明当中走出来，能不能构建中国工业文明的伦理价值原则、社会组织管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李鸿章那一代人在1870到1880年代，大概都没看到。

所以，我们读史料时才会读到几个很孤独的思考者的先见，比如我们读马建忠的资料，还有郑观应、郭嵩焘、严复在1870、1880年代的讨论，那都是很另类的讨论。

他们的讨论在今天看来，是一种真知灼见，但在当时的主流政治精英当中，大概是不予考虑的。所以，从比较的眼光来看，我们会看到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的局限性。

李鸿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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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中国遇到什么问题？

李鸿章的主要业绩不在1870年代之前，而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

1880年代，中国的国力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了相当的恢复。

1880年代，应该是李鸿章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这时发生了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冲突。这个冲突，在此之前和李鸿章的关联度还不是很大，因为之前主要是军机首席恭亲王在主导。

面对法国在越南的逼近，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其实当时的中国是没有方向感的。

实事求是地讲，越南、缅甸这几个周边国家，很长时间都是中国的属国，包括泰国、柬埔寨、琉球、越南，它们都是中国的属国。属国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不是明清两朝才存在的。

周朝的藩国，其实就是属国。周天子不就是一个万邦之主吗？齐国、鲁国的背后有一个周天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周朝政治架构下的产物，它们并不是和周朝并列的政权。

这种属国架构，到了明清两朝发展到极致状态。比如明朝初年的琉球，我们今天看史料看得很明白，在洪武年间，琉球就归附于明朝，成为明朝的属国。

朝贡贸易、属国贸易、中藩贸易体制都是什么呢？都是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中央王朝作为一个大国和这些小国家，只要大家保持一个友好关系，钱就不是问题。

明朝是一个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王朝当中，它的疆域面积最小，和元朝比，和清朝比，它是最小的。但它这个属国架构往后发展，到了清朝，特别是乾隆年间，发展得很大。今天统计下来，大概达到四十几个属国的规模。

中国的属国体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对一个大问题：16世纪之后，殖民主义东来，中国传统的属国体制应该怎么应对？

从1870年代开始，我们周边的属国就纷纷崛起，比如琉球在18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到了1879年，琉球脱离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琉球也向中国呼吁过，你能不能帮我说说话，我不离开中国，我还是不想跟日本。

中国讲属国自主，你和日本谈，我也帮不了忙，琉球的脱离是这样一种情况。

而后来法国人开始对南部越南进行殖民时，中国觉得不能容忍这种扩张，就发生了1884年的中法冲突。

中法冲突前半场时，中国觉得我可以打过你，结果我们看到，恭亲王主政时打不过法国，在战场上打得一塌糊涂。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怎么办？当然，这里面的转变很复杂。在这样一种调整当中，恭亲王出局了，清政府最核心的班子在1884年发生了调整。

李鸿章在这次调整当中，使自己的权重大幅增加。从1884年起，他就主管了清帝国的对外关系。我们知道，他没有去做总理衙门大臣，但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在这个时间段取代了原来的两广总督，代表清政府对外打交道。

在中法战争当中，李鸿章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外部世界对他的认知开始加大。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鸿章的外交原则就是尽量妥协，这也是过去的革命史叙事当中对李鸿章最大的批评。

1896年，李鸿章与俾斯麦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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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意识缺陷

李鸿章在处理中法关系的时候，所采取的就是妥协原则。当然，李鸿章的妥协有一个基本的界限，就是不能损害大清帝国的威严。所以，我们看到，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当中，李鸿章后来也很自豪：我们让越南独立了，越南也没在名义上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李鸿章最自豪的一点就是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赔钱。法国一度要赔偿，中国并没有给。这件事情算是李鸿章进行外交处理的一次技术性胜利，但也潜伏着后来发生的问题——十年之后的中日战争。

过了十年，中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又发生摩擦，这和中法在越南问题上的摩擦性质差不多。中国为了朝鲜，和日本开打。

这次开打，李鸿章在朝鲜的布局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要打出帝国的尊严来」。

看李鸿章资料的时候，我模拟了中法战争的布局和李鸿章1894年在朝鲜的布局，很明显可以感觉到，李鸿章是希望在朝鲜打一次很漂亮的局部战役，打胜了之后撤退，让朝鲜独立。

甲午战争的结局也是朝鲜独立，名义上并没有让朝鲜成为日本的属国。这时候帝国的尊严比胜利还要重要得多。所以，你可以看到李鸿章在外交处理上，他一贯的原则大概就是妥协维持尊严，解决内部问题。

李鸿章到达温哥华

这些年革命史的叙事中，对洋务运动的畸形发展一直持批评态度，批评洋务运动没有注意社会的变化，没有注意新的行政架构和政治架构的变化。这是洋务运动的根本性缺陷。

就这点而言，李鸿章当然负直接责任，洋务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变化。

而且，就像李鸿章在1896年出访时面对外国记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没有进行像样的改革。经济增长了，社会结构没有随之增长、调整。

比如，中文报纸在187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现。但是，李鸿章在1896年对外国记者讲，中国有报纸，没新闻。你查遍报纸，找不到你想看的新闻，都是主编大人的废话。

这应该怪谁呢？李鸿章怪那些主编大人。

其实，他应该怪清朝本身的体制。作为一个可以影响中国政局的大臣，没有这种改革，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说成绩归他了，责任就不归他。

这样看来，李鸿章在近代中国的路径选择当中，有很大缺陷。

我个人觉得，他对世界的认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取向，李鸿章其实并没有真正明朗的思路。尽管他的部下，他的幕僚当中有相当清醒认识的人，像马建忠这样的人就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是，李鸿章可能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

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最后十年，在决定其历史地位上是最重要的。他此前做江苏巡抚，在甲午战争之前在直隶管事，都是一般性的洋务发展。

在这十年当中，他也仅仅遇到一次中法战争，真正决定他历史地位的，是1894年到1901年这六、七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