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汉族男子留辫子，是和有清一代对中国的统治相伴随的，“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在清初，汉人男子被迫强迫追随满俗-剃发蓄辫，成为臣服满族统治的象征。那么在清末民初，这一服饰形象则自然会成为被讨伐的第一对象。汉族男性的这条辫子，象征着是野蛮和腐朽，记载的着汉族被征服，被血腥屠杀的历史。去掉辫子，则代表了民主、自由、解放。
既然讲清末的剪辫运动，当然不能不提在此之前的两次局部剪辫运动。终清一朝，汉族历史上所有的反满战争，伐清一方必然伴随着剪辫以及以对满洲服饰不满为伐清的理由。如永历二十八年（西元1647年），汉奸吴三桂因与满洲分赃不匀以“原镇守山海关总兵，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的身份，发布讨清檄文，其中就指出清“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剪辫出兵伐清。
而太平天国起义后，东王杨秀清在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所以太平天国军队一律剪辫蓄发，同时十分厌恶满洲服饰，但此时因距明亡已久，太平军也不知道汉服应该是什么样，而清代的易服令因为不涉及戏装，这时候的戏服还是延续了明代汉服的主要特点。所以每攻破一城，往往先去哄抢戏班服饰，以戏服裹身作战。
太平天国的反满檄文与蓄发易服，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为后来的革命党排满反清打下了基础。比如第一代革命家孙中山、黄兴等革命的主要思想，既是来源洪秀全。孙中山年轻时候就自命为“洪秀全第二”，黄兴也谈到：“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同时需注意，太平军的政策与清军的剃发易服一样是强制性的，不服从者皆斩首，也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一点与清末革命党的剪辫运动明显不同，需注意区分。
随着时间到了清末，腐朽的清政府虽然政权还未结束，但新思想却已经深入到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仁人志士的血液中，他们就已经纷纷剪掉辫子，以表明自己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决心。1900年，章太炎剪辫断发，并写了《剪辫发》一文，章太炎的剪辫运动及言论引起了留日浙江籍学生及具有新思想的国内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新军效仿。而留学生的剪辫运动又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强，到1903年，江南地区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剪去了辫子。
1911年1月，满清前刑部侍郎，曾代表清廷出使美墨等国的伍廷芳，在上海张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剪辫大会，中间设一高台，旁边有免费的剪辫初，数十名理发匠操刀割辫，两小时内，当场剪辫的人就有三百多人，而参加的有四万余人。剪辫时旁边的叫好声，相互道贺声与剪刀声交相呼应，反映出了当时人民自愿剪辫的热情，以及剪辫后不喻而言的喜悦。
在当时的上海，剪辫运动已经被大众接受，甚至出现了以“辫子”骂人的习惯，比如“你这人真是辫子”，这里的“辫子”含有极度贬义与跟不上形势，没有作为的含义。表达了当时上海人对男子留发辫的反感。
自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同月湖南、山西、陕西、云南、安徽宣布独立，11月上海、浙江、贵州、广西、山东、四川等宣布独立，这时候南方大部分的省份已经光复，各市官员、乡绅自然广为推广剪辫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剪辫都是比较易于推广的，比如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表示庆祝。
但也有少部分地区，当地人民不愿意剪去辫发，抗拒剪辫运动。如在杭州市临平镇，百姓持“众皆观望”的态度。绍兴上虞，“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经民事长沈迪民君一再晓谕，该处人民始终观望不剪”。嘉兴平湖新埭镇官员对军政府的剪辫令严格执行，引起了民众聚众反抗，捣毁了高君家宅及其他士绅家宅，一共六家家宅被毁。但总体而言，剪辫令在中国推行的还算顺畅。
1912年3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发《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之命令：“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于令到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景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以除虏俗。”
但和清政府的留头不留发不同，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和政府都没有采取极端镇压措施。也没有因此而断送性命的。和满族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与屠杀形成鲜明对比。如上海军政府就有告示，不以政令强迫民众剪辫，只有军人是国民之表率，肩负光复国家的重任，必须剪辫。
那么一部分民众为何抗拒剪辫？缘在异族的统治使清代汉民对先秦至明代汉族束发的本民族习俗已经忘却，反而将满族的剃发蓄辫以为是华夏传统加以维护。
在有清二百多年的高压文字狱统治下，尤其是清晚期以前，剃发易服与南明史实是严禁提及的禁忌。明永历三年，西元1649，清顺治六年，这个时候明北京朝廷刚刚覆灭五六年，南明永历政权还在南方苦苦抗清，朝鲜还在东边坚持崇祯年号，经历过天崩地解的汉人还记得华夏衣冠。
据当时来华朝鲜使臣载：
“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
“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于垂泪着，此必汉人，诚可惨怜。”
“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到了清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西元1780年，这时候再穿着大明衣冠来到北京的朝鲜人，却被嘲笑戴的帽子像唱戏的，头发像妇女，衣服像和尚。朝鲜使臣随从洪大容就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我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
这就是部分民众抗拒剪辫的缘由。至于题主所说的“将马褂当作汉服”这一段我于史未见，还望题主或者其他朋友有见到的，烦请评论区告之。
附录：
题主的问题回答完了，这里笔者想在就该问题下其他回答中看到的两个观点予以驳斥，
一、“民族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形成的现象，像汉族就是在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政府执行的民族识别中才形成的。”
二、“我国古代没有民族，所以也没有民族主义。民族的形成是封建帝制的瓦解结果，是臣民变为国民的过程，意味着每一个人成为理论上国家的所有者。民族主义的形成最早在近代的西方，随后才传到中国来，民族主义的形成需要印刷术的普及、公共教育的出现。”
第一点，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1953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时间的定义，也就是“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既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发表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论证了汉族在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所以在封建制服消灭之前的汉人，只是部族，而不是民族。
与此争锋相对，1954年上半年，我国学者范文澜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意见。他认为，从秦汉开始，汉族以及具备了斯大林所指出的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形成为民族。但为了避免与斯大林理论的直接冲突，范文澜将汉族说是“独特民族”，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产阶级民族。
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也针对于此，展开了关于中国民族形成时间的大讨论，可惜的是在那个事事以“苏联老大哥”马首是瞻的年代，仅有章冠英发表文章，支持范文澜，其余如宫显、曾文经、杨则俊、张正明等人均以斯大林的理论，认为汉族在古代只是部族，而非民族。所以在五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关于汉族形成时间的主流观点有两个，一、形成于明代后期；二、形成于鸦片战争以后。
但这种看法套用在我国历史上，是难以令人信服与接受的，运用在我国历史上也会达成极大的混乱，所以自6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发现，当年的争论可能是因为对斯大林著作的错误翻译所至，通过将народность译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нация译为“现代民族”或者“社会主义民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
80年代以后，我国历史学术界基本在汉族形成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既华夏-汉族的形成时间始于夏商周，成于汉。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人类学界开始对既然的客观实体就行反思。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盖尔纳发表了《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发表了《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起源于散步》，霍布斯鲍姆发表了《民族与民族主义》，均一致认为民族是人类史上相当晚近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产物，并且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和国家。而上述看法就是西方人类学界与政治学界的主流看法。英文语境下的“nation”与“ethnic groups"有着明确的区别，前者偏重政治性，后者偏重文化性。
但我们必须注意鉴别，虽然前者被译为民族，后者译为族群，但其实英文环境下的nation与中文环境下我国现代史学界主流定义的民族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有的人依据西方的nation是在人类历史上晚近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出现，生搬硬套的按到中国的民族形成问题上，就和当年把苏联的民族形成理论强行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样的，这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事实，也不被现今中国史学界主流看法支持。葛兆光就明确指出，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自特定地域及时空下的历史产物。”这里的“人类历史”说的不过就是欧洲历史，和中国没有关系。
笔者自己也就手边现有的涉及一百余位现代历史学家著作进行了一个统计，其中只有一位支持西方学者的学说，李大龙指出在中原地区聚居的汉人虽然最终多凝聚为汉族，但在不同时期却是由不同的所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而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夷狄”也非现代民族的含义，称为“族群”似乎更为恰当。其他均认为我国古代已形成汉族或者明确指出汉族形成在先秦或秦汉时期（明确的指出形成时间的主要是民族史著作范畴）
第二点，既然明确了我国的汉族早在先秦或秦汉时期已经形成，则自然汉族会有自己的民族主义。郑大华就指出“有学者根据西方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这一事实,否认中国古代有民族主义的产生。这值得商榷。西方近代各民族,如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意大利民族等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西方近代各民族形成较晚,其民族主义的产生自然也就较晚。
一般认为,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三大事态构成其主要的直接原因：一是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的人民主权论:二是作为启蒙运动及其世界主义思想之反应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三是工业革名及其引起的社会大转型,亦即现今惯称的现代过程”。
但和西方不同,中国的民族则形成很早,最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汉代以后称之为族)即已形成。由于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的产生自然也就较。章太炎就说过:“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孙中山也认为:“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烁者也。”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
当然有的人会用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理论，套在华夷之辩上，得出这最多算“朴素的民族主义”，还远远达不到民族主义的范畴。但套用者有否注意，中国民族和西方民族原本就是两个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差别巨大的民族。汉族早在秦朝时就实现了民族大一统，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服装，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货币，共同的度量衡，共同的文化与神话认同，而这时候，现在的这些西方民族还处在一个人类群体的什么阶段，一概的以西方政治视角削足适履的硬要套在中国历史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岂不就是南辕北辙，贻笑大方。
如果以中国的华夷之辩作为民族主义的标准，去套在西方民族身上，甚至能得出直到今天，西方依然没有产生民族主义。因为华夷之辩有一个核心观点，也是特殊点，它不止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认为非本民族的人，根本就不是“人类”，而是非人类，是和人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物种。那么以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概念，去套用西方的民族主义，得出的这一结论合理，合适吗？答案只能是坚决否定的，同理，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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