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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承自南北朝重门阀的传统习俗。凡官府升用人才，科举考试、婚姻缔结无不考虑到门第因素。略言之，自隋及初唐，旧门阀仍占有绝对优势，此后，随着旧门第的衰落和科举制的推行，士人从科举登第而累世仕宦，这也就产生了新门阀。
这种新、旧门阀的存在，影响和支配着隋唐社会的政治、学术和文化。讲究世家门第、讲究婚姻门户、讲究姓氏谱牒之学以及讲究门风及家法也就形成时代的风尚。
门阀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是有族姓然后有门阀。门阀之后又产生了地望观念。地望的产生是由于家族人口繁衍或由于环境变化，逐渐分支出来，自成门户，分居各地。他们在血缘上虽属同姓，但地位、盛衰各有不同。
为了与其他同一族的姓有所区别，于是在族姓门户处加上所著籍的地区名称，地望观念即由此而产生。前举的杜氏有京兆杜氏、杜陵杜氏、襄阳杜氏、洹水杜氏，濮阳杜氏，李氏有赵郡李氏、陇西李氏，都各标州郡地域之名称即为显例。
唐柳芳是一位谱系学家。他曾将中世的世族门阀，区分为五个系统，分别举出其中最为特出的世族姓氏与地望。他说：
“过江则为侨姓，王(琅琊临沂)、谢(陈郡阳夏)、袁(陈郡阳夏)、萧(东海兰陵)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吴郡吴县)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太原晋阳)、崔(博陵安平及清河武城)、卢(范阳涿郡)、李(赵郡平棘及陇西狄道)，郑(荥阳开封)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京兆杜陵)、裴(河东闻喜)、柳(河东解县)、薛(河东汾阳)、杨(弘农华阴)、杜(京兆杜陵)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代郡)首之。"
这些著名大姓均表现出各自的地域分布及其精神文化的特异之点。
一、唐代山东大族有多强?
在这些著姓大族中，尤其是山东士族门阀颇以其家学、门风、礼法为世人所推重。社会地位亦极高。唐初，太宗对此便深表不满，特命高士廉、韦挺等人搜集天下谱牒，据史传考定真伪，其精神是“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余家，区分为九等。定名为《氏族志》。《氏族志》修成后，仍立山东崔氏崔民幹为第一等。
太宗看后很不满意，对左右说道：“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紫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民)幹为一等。"于是诏降崔民幹为第三等。
此后，武则天，唐玄宗之世，复又重订姓氏谱系，其重点仍是贯彻着太宗时重冠冕的精神，把宗室外戚功臣的地位抬高，但山东旧门的地位并未由此而受到多大影响。当时的公卿权贵如魏徽、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张说、李敬玄、李怀远等人莫不竞求与山东望族高门互通婚姻。
隋唐人崇尚门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政治上的官位与荣禄。人们常以自己出身门第高贵而自夸自傲。如袁氏是江左著姓，自南朝以来便历著清风高节。袁宪传子承家再传至袁朗，他在隋及唐初所任官品不高，却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玡王氏，继世台鼎而累朝首为佐命，鄙不为伍。朗孙袁谊，为虞世南外甥，武则天时，任苏州刺史，他曾对佐属司马张沛说过这样的话：“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
又郑仁表出身于荥阳高门，他自谓门第、人物、文章，毕集于一身。尝自夸地说：“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这是何等的狂傲自大。又李稹为陇西望族，他自以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他人，虽历官郎中、刺史，与人书札时不具官衔，唯称“陇西李稹”以显示其清高不凡。
崔湜官拜宰相，门第高贵，自比东晋王导谢安之家。常对人说：“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陇西李揆世代为冠族，号称“门户第一，文章第一，官职第一”。不过他还稍有点谦虚。自称道：“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耳。今形骸凋瘁，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
这是他到了老年对世事看空了的心态，其实他又何尝不以门第自高而得意?门第不仅可以作为自夸自傲的资本，它在社会上亦受到人们的尊重与敬仰。《唐国史补》卷上载崔、卢、李、郑、王等大姓说：“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又《因话录》卷二载柳芳为郭子仪掌书记时，有高堂之庆。郭子仪在军中举行大宴，常诫左右说：“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柳芳母赵夫人乘板舆到会，郭子便亲自降阶与僚属等迎立恭候且对柳芳说：“子仪早亲戎事，不尽奉养而孤，今日幸泰重寄，恩宠逾分，虽为贵盛，实无侍御之荣。"又说：“若太夫人许降顾子仪之家，使南阳夫人已下执炊，子仪自捧馍，具供养足矣!”
柳芳外家赵氏亦为高门大族，出将入相的郭子仪贵盛无比，但对赵夫人的降临，却一洗高贵之气，且流露出无限企羡与仰慕之情，并表示愿与家人亲执子弟之礼以奉赵夫人，此亦可见世态人情和时风所重了。
隋唐人对待婚姻，十分重视门第和等级层次。仕宦之家，不仅讲门当户对，而且尤重出身门第。当时无论官家或私人均有姓氏谱系追述先世，当择偶之际，必先寻求家族宗诺访查门第高下。
唐初太宗厌恶这种婚姻习俗，曾下诏禁止“七姓”互相通婚及索取“陪门财”(而求婚高门，则须以重金作聘礼，多者达百万，称为“陪门财”，意为陪其门望)。他们更以此为自荣，自称“禁婚家”高标身价，暗中仍互相嫁娶。而朝廷大臣如魏徵、房玄龄、李勣、李敬玄等皆与山东旧族为姻亲。
其中李敬玄凡三娶，皆山东旧族。而则天朝时大臣李义府为子求婚于七姓名门而遭拒，愤而奏请禁陇西李氏等七姓十家不得自为婚姻。此后则天朝时酷吏来俊臣发迹为御史中丞，为求婚高门，弃其故妻，奏请娶太原王庆铣女，蒙特允，面另一酷吏侯思止亦欲援例，奏请娶赵郡李自之女，事下廷议。宰相李昭德议侯思止“出身皂隶，目不识丁"，若加恩允以娶名门，乃是有辱国体，其事遂罢。
求婚高门士族之家是唐代盛行的社会风尚。即使是贵为天子，欲为太子、公主选择高门匹配，亦不得随意所欲。史载文宗欲为公主择婿，公卿士族之家子弟皆不愿，以致文宗慨叹地说：“我朝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婚姻必择高门亦盛行于民间不息。这在唐人传奇小说中也有大量的反映。如《游仙窟》中的崔十娘是“清河崔公之末孙，适弘农杨府君之长子”，十娘的嫂子五嫂是“太原(王氏)公之第三女"。《离魂记》中的倩娘是“清河张氏"，他的意中人王宙便是太原王氏之血胤。
《秀师言记》中两个主人翁李仁钧、崔晤均为名门后裔，互为表兄弟。后来李仁钧又娶崔家的女儿为继室。《霍小玉传》载陇西李益父为当朝宰相，“门族清华"，娶妻范阳卢氏。
卢氏为天下之甲族，嫁女高自沽价，聘财必得百万，若不满此数“义在不行"。《定婚店》载杜陵韦生思娶妇以广胤嗣。自言：“吾士大夫之家，娶妻必敌。"表示婚姻必要门当户对。《玉堂闲话》载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姻，“自以门第才望，方求华族。”
《续玄怪录》载扬州有一富于资财的种植园艺的张叟慕州曹椽韦氏之女，托媒姐求婚。媪大骂道：“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也。”传奇小说记事虽不可尽信，但都反映出唐人婚姻重门第的现实情景。
婚姻既重门第，若夫婿门阀不高，便会被妻族所看轻。如吉顼之父为冀州长史，仰慕高门，欲为顼娶县丞崔敬之长女为妻。崔为当今甲族，看不起位高而门望轻的吉家。初始时，托故不许。后吉家以权势威胁利诱。崔家无奈只得屈从。及花车到门，崔妻郑氏抱着长女痛哭道：“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其长女也瞧不起吉家，亦坚卧不起，拒上花车。为解燃眉之急，乃以其小女代姊出嫁总算打了个圆场。
元载出身寒门，得官后娶太原王缙之女韫秀为妻。王氏诸姊妹及女眷皆看轻元载没有地位，对韫秀常加侮慢和取笑，且称她为“乞索儿妇”，意为讨饭娘。韫秀含惭抱恨，在诸姊妹中抬不起头。后元载贵为肃、代两朝宰相，王氏身份亦借此提高。她每分赠衣服器饰给人，“惟不及太原之骨肉。“
对此，她说道：“儿非不礼于姑姊，其奈当时见辱何!"又宰相白敏中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女婿。侯温门第不高。卢氏对白敏中说：“身为宰相，愿为我婿者多矣!既已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侯白'尔。”白敏中乃打消了这件婚事的念头。
二、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隋唐盛行门阀自有它存在的社会根源。
一是一些旧门士族虽部分衰落下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其中另有一部分旧门在新形势下复与新王朝的政治势力结合起来，从而维持其家世而经久不坠。
二是一些新王朝的权贵通过官府重订《氏族志》、《姓氏录》等谱系抬高自己姓氏地位从而成为新门阀。
三是这类新旧门阀凭藉其政治势力及所垄断的学术文化，使子弟们通过朝廷的科举考试及选宫，进入仕途，得以继续不断地维持其家世门第。
四是朝廷中的取人用人办法也往往把门第，出身视作取舍进退的重要参考值。门阀子弟进入官场的途径和机会都比之素寒子弟多得多。
因此在隋唐时期一些高门大族的子弟得以连绵不断地在朝廷中相继出任高官，有些直到唐未而荣华不衰。如杜如晦，太宗朝任宰相，弟楚客为工部尚书。如晦五世孙元颖在穆宗朝时以学士承旨拜相。元颖侄杜审权懿宗朝时亦拜相，审权子杜让能复在僖宗朝时秉政，让能子杜晓到五代后梁时仍官居礼部尚书。又杜氏的另一派杜佑在德宗朝时拜相，其子式方为太仆卿，孙杜倧尚公主，武宗朝时亦拜相为台辅。人们把杜倧和杜让能称之为大小杜公。
又崔氏中崔邠一门兄弟六人，皆登进士及第。邠、郾、郸兄弟三人相继各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控制着人才的选拔工作。崔郾有五子，亦皆各任高官。郸则在文宗末年拜相。又博陵崔氏中一派同州刺史崔颋，生八子，世人喻之为东汉时“荀氏八龙”。子崔琪为文宗朝宰相，琯山南西道节度使、刑部尚书、玙河中节度使。玙之子吏部侍郎。子远在唐末为昭宗朝宰相。诸崔自懿宗咸通以后“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为“士族之冠”。
又崔氏的另一支崔琳一门，其群从子弟多数均任高官，每当全家宴集之际，“组绶相辉映”，堂上专设一榻置象笏，平放既满，“犹重叠其上”。又范阳卢氏为山东著姓。卢怀慎在玄宗朝时位居宰相，子奂、弈均官至御史中丞。弈子杞在德宗朝时拜相。杞子元辅则官拜兵部侍郎，四世皆累居高位，簪缨满门。
赵郡李氏其三祖在宪宗元和时每房均有一人同时拜相。此三人即李吉甫、李绛和李藩。李吉甫子德裕，后来又在武宗朝时任宰相，得专宠。而李程、李石、李福为同堂三兄弟，亦在敬宗、文宗、宣宗三朝联袂拜相。
兰陵萧氏早在南朝时即为著名大族。萧瑀在隋及唐初两朝均拜相，一门管缨数十人。瑀侄萧嵩在玄宗朝时为宰相。嵩子萧华又为肃宗朝宰相。嵩孙萧复再为德宗朝时宰相。萧华孙俯、做两人在穆宗、懿宗时亦相继拜相。萧复孙真及真子构，先后亦为懿宗、昭宗朝宰相。萧氏自南朝经隋、唐至唐末历三百余年世代相继，总计先后就有九人任宰相之位，其余子孙官拜高位者还未计算在内。这在高门大族中也是少见的。
其他诸如韩休在玄宗时任宰相，其子滉在德宗时任宰相，滉子皋又在穆宗朝时官拜仆射。张嘉贞玄宗朝时宰相，子延赏为德宗朝宰相，延赏子弘靖复为穆宗朝宰相，祖孙三代均历台辅之位。
令狐楚为宪宗朝宰相，其子绚以翰林学士入为宣宗朝宰相，绚子焕为中书舍人。一门三代，世擅紫薇省垣。此外，张九龄为玄宗时宰相，虽为后进新门，但其家亦“八代仕宦不绝”。显而易见，在隋唐时期门阀与官品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隋唐人重视门第、崇尚婚姻、姓氏谱牒是为了辨别氏族源流，严分士庶界限，同时也是为了稳定士族的社会地位，为了有别于其他家族，一些高门士族都力图整肃门风，从立身、齐家做起，由此礼法家法，以及家教、家训之类也就随着高门士族的倡导而受到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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