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那么远，这么近

这世上有许多纯属偶然的事，譬如我与《两地书》的遇见。它像一粒飞来的石子，令我心中起了涟漪，在静夜中，这涟漪又无声地一圈圈扩散——化作思想的火花，化作旷野中的玫瑰，化作穿透黑暗的微光……

那么远，这么近，是历史的车轮碾过凄凉的大地的声音，是捻碎了孤独和苦闷的如豆的灯火，是即使天各一方也相知相契的平凡岁月。

今天，再次翻开《两地书》，我仍觉得幸运之至。这一本书，虽说全由书信结集而成，我却认为它不仅仅是一本穿越时空的书信集，还是一本反映着时代变迁的中国近代史书，也不妨把它看作一本教育类指导书。1925年的中国，距今约100年，然而鲁迅先生当时所持的意见仍能指引今日的我们，这是怎样的远见卓识！

全书三集，“略照年月”而编，“因地而分”，虽说是《两地书》，第一集并非两地，而是师生同在北京。

1925年3月，北京学界正上演着一幕“驱羊（杨荫榆）运动”，许广平为学生自治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她为当时中国恶化的情形而深深忧虑，为“含有许多毒菌”的学风及丑态百出的校内现象而苦闷，为五四以后的青年而悲痛，她“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于3月11日以“一个受教的小学生”的身份提笔写信，向她的老师鲁迅先生请教，以求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

苦闷之不能免掉，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

3月11日当天，鲁迅先生即给许广平写了一封回信，就“学风”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正如人身的血液一旦坏了，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教育界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

若说这一段的“模胡”等同于章锡琛在《妇女杂志》的答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则是值得借鉴参考的——在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亦未必过时。一是关于“人生”长途上最易遇到的两大难关：“歧路”和“穷途”，遇到歧路，“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至于“穷途”，还是“跨进去，在棘丛里姑且走走。”二是对于社会的战斗，他并不赞成挺身而出，一味的牺牲，而是主张“壕堑战”。

“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

《两地书》第一集（1925年3月至7月的通信）里，多为时事的讨论，鲁迅先生早已洞悉中国“太老了”，“像一只黑色的大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虽然他并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知道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到来的。他希望青年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子路虽勇，然而“结樱而死”却不值得。这一番教诲，对于秉性刚直、常常满肚子不平而“怒发冲冠”的许广平来说，是很适时的，她亦深感子路勇而无谋，表示 “此后自当避免些无须必践的荆棘，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

第一集里，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是“辩”和“论”，这两点，遍布在他们各自的书信里，比如“壕堑战”、“现在”、“将来”、“时代”……许多“观点”都是可以拿来辩一辩的。许广平的信难掩才情，更透着青年的锐气，鲁迅先生的信言辞恳切，许多话读来幽默风趣，令人微笑。

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我以前做些小说，短评之类，难免描写，或批评别人，现在不知道怎么，似乎报应已至，自己忽而变了别人的文章的题目了。

割舌之罪，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为意。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

这一本书信集中，无论对于时事的议论，还是对于事物的描写，皆是文章中的“文章”，反复阅读，只觉意味悠长。许广平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并作为女师大的学生自治会骨干，对专制、独裁充满了厌恶和唾弃，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充满了战斗的精神。而作为鲁迅先生的弟子，她文采斐然，行文畅达，不愧为最有才情的才女。四月中旬，她于鲁迅寓所返校，即写了一段“归来后的印象”：

……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而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在！？

先生读后，出了一道“考试”题目：“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心细的“广平少爷”对答如流，先生只好“不再辩论，装作舌头已经割去之状”。

这些“闲篇”，似乎不关乎国民性的改革，却与“壕堑战”并不矛盾。令人失望的社会情形，令人悲哀的国家前途，还有那多不胜数的鬼蜮，“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除了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幸而还有一些闲话可说。

关于“小鬼”如何成了“害群之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