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借荆州的实际过程
首先了解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记载：“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权以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令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复以程普领江夏太守，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陆口。”
《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令程普领南郡太守。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
《三国志程普传》记载：“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复还领江夏，……。”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
根据以上相关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和《三国志鲁肃传、程普传》均有很明确的说明，而《先主传》则没有明确说明。特别是编年史的《资治通鉴》将前后时间记载的很详尽。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借荆州”的实际过程为：
1、 208年11月，周瑜率领的大军于赤壁击败曹操，又逆江西进，占领沿江各重要城市(包括入川的门户夷陵)，包围江陵，与曹仁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2、 208年12月，刘备趁江陵大战，周瑜无暇南顾之机，率部南下抢占四郡的地盘。
3、 209年12月，曹仁放弃江陵北撤，周瑜占领战略要地江陵。孙权任命周瑜为代理南郡太守(治江陵)，程普为代理江夏太守(治沙羡)。
4、 同月，刘琦死，刘备为荆州牧。周瑜将南郡的江南岸的地盘分给刘备，刘备在油口建立公安城，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
5、 210年12月，刘备冒着生命危险去见孙权，要求管理(借)荆州。周瑜则建议趁此机会扣留刘备，以绝后患(当然更反对借荆州了。估计此时周瑜正在孙权处汇报攻蜀事宜)。
6、 同月，正好周瑜病死，孙权命程普代理南郡太守，鲁肃接管周瑜的部队，负责整个荆州地区。亲刘备的鲁肃接任，乃劝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孙权同意了。
7、 同月，程普从江陵退至江夏，鲁肃退至陆口，将自公安以西的荆州长江沿岸的全部重要地区(包括江陵至夷陵一线)移交给了刘备。
这就是借荆州的全部过程。这些地方的重要性在第三个问题中再讨论，可这些地方均是周瑜的部队经过一年欲血奋战(且不说前面的赤壁大战)从曹操手中夺过来的。如此轻松的就借给刘备，应当说孙权和鲁肃真是很够意思，很顾全大局。如果这样的情况都不算借，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借”这个字了。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细说三国》中的所谓荆州乃汉朝皇帝的荆州，其它人没有权利将荆州借给别人的说法。因为当时汉献帝的话还有谁听?试想：如果被曹操控制的汉帝命令刘备或孙权将荆州借给曹操，他们会听从吗?所以《细说三国》在此问题上有明显的偏见。
实际上，刘备也是承认借荆州的，并找借口拖延不还：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谨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采用了吴主传的记载。
刘备的这种做法，使一向亲刘的鲁肃也愤怒了。他亲自带兵在益阳与关羽对峙，并单刀赴会，责备关羽以及刘备的不够意思：
“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三国志鲁肃传)“肃因责数羽以不返三郡，……肃曰：不然，始于豫州觐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堕好。今已籍手于西川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羽无以答。”(资治通鉴)
这鲁肃也太不懂政治了，以为刘备会对吴国感恩不尽。此乃其一生所犯唯一错误。
二、 孙权准备攻蜀问题
在《细说三国》中也论述了孙权的攻蜀问题，并认为《资治通鉴》的记载是错误的。实际上该书没有搞明白这里面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妄下结论。
该书认为《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记载孙权准备派孙瑜进攻益州，而刘备派兵占据沿江要害，不让其通过是“极不可靠”的。那是因为该书没有将记载的时间搞清楚。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1、 210年12月，周瑜占领江陵已经一年，局面比较稳定。于是建议孙权攻取益州。孙权批准了这个计划，由周瑜和孙瑜共同执行。这时由于沿江各战略要点均在周瑜手中，所以周瑜的攻益州计划中根本没有要刘备参加的内容。
2、 同月，孙权将该计划通报于刘备，刘备极力反对。但是孙权没有理睬。
3、 同月，周瑜在返回江陵的路上病死，其攻蜀计划暂时停止。而就在本月，刚接任的鲁肃就建议孙权将江陵一带全部借给了刘备。
4、 这时，孙瑜的大军已经从丹阳(原驻防地)开进到了长江中游一带(准确时间没有记载，但是必定是在刘备借到荆州以后，而没有进军益州之前)。
5、 由于荆州已经借给刘备，孙瑜军无法通过，所以孙权又写信给刘备，建议两家共同出兵攻蜀。由于刘备是准备自己独占益州的，就以那些众所周知的理由拒绝了孙权，并威胁要“被发入山”，同时派部队阻挡不准孙瑜军通过。
所以，孙权一共有两个攻蜀的方案，第一个是周瑜制订的，为单独进军益州;第二个是孙权(或其他的部将)制订的，为孙刘共同进军。两个方案均因各种原因没有实行。
《细说三国》之所以得出错误结论，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的这段记载前面有一个“初”字。原文为：“二十年(215年)五月，……初，刘备在荆州，周瑜、甘宁等数劝孙权取蜀。……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往夏口。备不听军过，……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不得已召瑜还。”
这一段，说的根本不是215年发生的事情，而是210年底到211年初的事情，是为了介绍一下215年发生的孙刘两家争夺荆州的起因。
至于周瑜(或孙瑜)的攻蜀计划是否可行，另有专文进行讨论。
三、 荆州的重要性
这里所说的荆州，主要是指本文论述的江陵地区(荆州其他地区暂不论及)。
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到：湖广之形胜，在武昌呼?在襄阳呼?抑荆州呼?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便利》中论到：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认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
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刘表曰：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因此，占据江陵在当时具有以下战略意义：
1、 可以向北威胁襄阳(乃至攻占之)，以夺取整个江汉地区，威慑曹操的中原;
2、 可以全据长江之险，保护下游的整个东吴地区的安全;
3、 可以作为下一步进军巴蜀的基地，为日后占据巴蜀、汉中，形成南北对峙打下基础;
4、 可以切断南方四郡与北方曹魏的联系，今后即可传檄而定南方四郡。
所以周瑜倾全力攻取江陵，曹仁也拼命防守达一年。
刘备只不过不顾大局，在江陵激战正酣的时候，不是积极帮助周瑜攻击关键的江陵，而是自己跑到南方去占领了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四郡。(此四郡已经被切断在江南，传檄即定，还用的着去攻占吗?实际上在那里刘备也根本就没打什么仗。)
后来，刘备借口地盘小，容不下人马而向孙权借荆州(主要是江陵一带)。刘备占据的南方四郡地面不能说不大，人口也不少，怎么会容不下刘备的区区人马(当时顶多也就5万)。实际上，由于江陵在孙权手中，刘备向益州发展就无路可行(甚至可以说就没有向任何方向发展的可能)，这才是刘备借荆州的最大目的(当然还有其他好处)。
以后，果然刘备凭借荆州为基地，西进占据了益州，北上不断攻击襄阳。可是同时也威胁到孙权的上游安全，造成了吕蒙偷袭荆州的后果。所以，人口众多的南方四郡实际上不如半个南郡的意义重要(另外半个在曹军手里)。
至于说到南方四郡的重要性，除了人口多以外，就没有什么战略上的作用了。南宋吕祉论到：“守长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则足以蔽长沙。”南朝的张邵也认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由于南方四郡位置偏僻，加上当时还缺少开发，是完全不能与江淮地区相比的。
实际上当时南方四郡有多少人口也是个未知数。虽然在东汉顺帝时期四郡有280万人口，但是在80年后的三国时期能有多少呢?只知道280年时整个吴国一共才230万人口。
所以江陵对于东吴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对于刘备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刘备满足于终老南方四郡则不重要)，相对来说对于暂时无力南下的曹魏，重要性要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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