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的家长养育孩子变成自我折磨？

20世纪70年代之前，“家长”这个词常常只被当作名词来使用；从那以后，美国家长们花在养孩子上的时间开始大致翻了一番。从此后，每一代人似乎都比前一代人更加重视养育孩子。现代家长遭受养孩子的情感折磨和辛劳付出的事实现在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家长们非常熟悉的建议都是在让家长放松一下，不要那么渴求完美，还要多多原谅自己的不完美。

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为减轻家长心理负担的这个建议补充了一些科学依据。他指出，双胞胎研究暗示，在诸如未来收入、个性特征、教育程度、宗教态度和婚姻关系等很多因素方面，基因比养育孩子方式产生的影响更大。卡普兰希望，这个知识应该给家长们抄捷径的许可证：既然你能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十分有限，为什么不花点钱把照顾孩子的事委托给他人，也无需在课外活动方面花那么大力气，让孩子们随便看电视好了，放假了不用带孩子们出去玩，放任他们在外面疯玩好了。他们现在比从前更安全了。别让他们踩在你身上，要使用严格的纪律划定行为边界----最终这不会有什么危害---却可以让你的生活容易很多。

为什么当今家长已经把养育孩子变成了自我折磨呢？卡普兰认定，这是基于跟上邻居不掉队的同伴压力的比拼欲望作祟的结果，他希望通过向家长们展示养育孩子是多么简单而纠正这种集体错误，如果他们愿意放手的话：“思想错误能解释家庭规模衰落的大部分原因。”

“放松一点”是如何当家长的评论中最温和的一类了；更严厉的批评家们嘲讽地将现代家长的特征总结为“直升飞机”，他们事无巨细地控制孩子生活中的一切，指责我们的“娇惯和溺爱”---过多关爱，过多保护和放纵---把孩子变成了娇贵无比的“雪花”。总体的隐含意义是，如果家长能够鼓起勇气，运用智慧纠正“这种错误的养育孩子文化”，我们就能更幸福和健康地享受孩子的陪伴，而不是一刻也不能停息地盘旋在他们周围，内心充满焦虑和挫折感。

这些批评现代育儿方式的人---无论是温和派还是严厉派---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在首次看见汽车时，要求知道马在何处，而在再三向他保证周围没有马的时候，他提出了建议，应该到哪里找马以及要把马拴在车的什么地方。他们似乎就是不明白育儿游戏已经发生了多么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已经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状态了。从关注程度明显提高到焦虑程度日渐加深等很容易观察到的变化不过是看得见的迹象而已，说明我们对育儿使命的根本教义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质变。传统家长的作为并不比现代家长更好，但传统家长被赋予的使命与现在完全不同，而且完成起来也容易得多。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转变的深刻性，最好摆脱那些旨在干涉现代育儿文化者，转向求助于那些痴迷于更艰巨挑战的人：如何更加准确地表达这种育儿方式。英国微型电视剧《此去经年》中有精彩的场景，女儿神经紧张地以“变性人”的身份出现在父母面前，家长已经窥探出她在谷歌上的搜索内容，准备好了表达支持的情感流露，做出如下反应：“啊，亲爱的，没有关系，我保证。你不管做出了什么选择，我们都能完全接受。现在看着我们，我们没有崩溃啊！有时候我们可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我们爱你，绝对爱你。我们永远爱你。。。如果最后我们得到了可爱的儿子而不是可爱的女儿，我们照样很开心。”

她一下子感到有些困惑，接着开始纠正父母的误解：“不，我不是跨性别者，我是跨人机者。”她解释说，她渴望首先以各种方式修改自己的身体以便将自我融进因特网，最终彻底摈弃肉体，将自我彻底上传到云端：“我不想要这身臭皮囊了。”

父母的反应是震惊、愤怒和歇斯底里的大声尖叫，这与过去多年来数不清的孩子们听到过的经典的“坏家长”记录并无二致，当他们在父母面前呈现出自己的真实面目，在宗教信仰、婚姻和职业选择等方面完全偏离父母的期待时，家长们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的。家长总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遭遇起来反抗的、任性而为的、不听话的孩子，不过，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也是---像现在这般早已下定决心接受孩子们的任何决定。过去任何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家长完全没有能力去接受在他们看来完全对立和格格不入的东西，孩子们对什么是真和善的基本理解，如果按照父母的标准来判断，那可能是彻底的失败。

这种转变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父母所能承受的压力水平范围。谈到应该认可谁的工作的问题，这个迹象已经被颠倒过来。在20世纪90年代时，我是十多岁年轻人，看到了转向同性恋的一种潮流。从我的先锋视角看，很多变化似乎受到接受孩子决定的育儿方式的驱动：那些不能忍受拒绝自己孩子是同性恋者的痛苦的家长其实是拒绝了他们自己的同性恋恐惧症。随着接受孩子决定的育儿方式在文化上扎根，我们不知不觉地开始更多谈起需要什么才能成为“好家长”，却越来越少谈其“好儿子/女儿”的美德。我们期待家长去接受孩子们的决定越多，关心孩子们是否听话就会越少。

这反过来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当家长从客观上说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你想明白为什么当家长比从前更加令人焦虑，只要考虑一下从“跨性别者”向“跨人机者”的滑动就明白了：终极而言，你不能预测孩子可能要求你接受什么；你很清楚从第一天起，意识到你自己的无知就给你当家长的决定留下了长长的阴影。

最近《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基于科学的育儿指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警告家长不要过多地赞扬孩子：不要为“称赞上瘾”推波助澜，孩子们会强迫性地做出一些行为以便赢得赞许。文章提供的建议是如何精准地找到称赞对象，“称赞做事的过程而不是称赞人”，因为“称赞结果或称赞人可能鼓励孩子将焦点集中在那些东西上。她会感受到一种表现焦虑。他可能怀疑你的爱是有条件的。”而且，称赞要真诚：“孩子能感受到什么时候你的称赞并不真诚。”人们可能纳闷谁需要读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不能相信家长简单地称赞他们认为值得称赞的事，指责值得指责的事呢？答案在于称赞和指责是指导孩子前进方向的方式，是要告诉他们朝着哪里走，要避免什么结果。接受孩子决定的家长知道他们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如今家长们在婴儿睡眠到少年管理等任何事情上向科学家寻求帮助的倾向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无知有清醒的自我认识。

家长总是提及将来为自己辩护---将来你会感谢我的---家长们总是将目标放在自家孩子的幸福上面。现在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从内心已经变得多么关心或者多么放纵孩子，而是我们已经把定义“幸福”是什么的工作完全交给了孩子。对于接受孩子决定的家长来说，无论本能还是文化都不足以指导什么可以成为孩子可接受的行为。不是利用文化和传统来确定评价孩子行为的标准，相反，现在这些标准来自被评价的对象，更具体地说来自未来，即还不存在的未来人。

传统家长忙于给孩子传递一整套生活方式：价值观、习惯、标准、行事做法、技能甚至工作岗位。在这个古老的画面中，家长的角色就是给予---“传统”来自传承（tradere）“传递和继承”---孩子的角色就是温顺地接受。如果我是传统家长，我将尝试给孩子传授我的人生观；而对于接受孩子决定的家长来说，我将尝试给孩子我没有而且也不熟悉的东西---他的生活。

但是，育儿资源并不比从前家长更多。家长鼓励孩子们参与的所有放学后活动都被嘲笑，除了拼命尝试补充之外，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观、标准、行事做法和技能可以剩下什么给孩子们呢。我们唯一能够改变的是我们“给”他们的方式，所以我们逐渐让自己的给予变得谨慎和细腻。我们充满关注的目光围绕在孩子周围，尝试哪些能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即使我们这些接受孩子决定的家长致力于宽容，但我们的资源像传统家长一样受到限制：我们能够宽容我们独自觉得可宽容的东西。不同之处在于现在，当孩子跨越了我们的边界红线之后，我们不再肯定应该站在谁的一边了。就像所有形式的自由一样，接受孩子决定的家长让生活压力不是变得更少而变得更多了。如果家长被从聪明智慧的权威地位降级，变成了孩子未来的临时代言人，孩子和养育孩子就变成找到自己立足点的探索过程，令人十分紧张、焦虑、和头疼。

一旦你将开关从传统转向接受，它就再也回不去了。难怪接受孩子决定的育儿方式不仅仅是当家长的风格，而是成为养育孩子的战争发生的背景。

请考虑虎妈蔡美儿（Amy Chua）的案例。这位虎妈的书记录了她花在女儿音乐训练上的大量时间和努力。蔡美儿宣称采取“中国传统的育儿方式”，但书中的细节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她不间断地与女儿争吵，宽容一定程度的蛮横无礼（我听见她们相互悄悄笑着说“她不讲道理”）这与她自己宣称的“中国传统的育儿方式”要求的孝顺父母和温顺听话格格不入。

蔡美儿告诉桀骜不驯的小女儿说“我不会放弃对你的期望”。虎妈报告说“露露不止一次地大声嚷嚷‘我想让你放弃对我的期望。’”到了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露露“赢得”战争的胜利，从拉小提琴换成了打网球。蔡美儿认为，这种让步是对其育儿哲学的背离－－－她哀叹自己的懦弱，是向“西方育儿方式”投降－－－但实际上，这符合她一直在为自己和女儿给出的辩护。

蔡美儿的音乐训练项目并不是旨在将女儿培养成音乐家；相反，音乐不过是一个工具，“用来武装她们，赋予她们技能、工作习惯和内在信心，这些是谁也拿不走的东西。”当打网球成为更好的工具时，蔡美儿就迫不及待地适应这个变化，“给网球教练发短信询问和咨询训练策略。露露根本想不到，有时候在吃早餐或者晚上说晚安的时候，我突然大声喊叫“摇摆接球时要多旋转”或者“侧上旋发球时不要移动你的右脚”。

打网球之前和之后，蔡美儿的信息是前后一致的。她告诉女儿，“我作为家长的目标是让你为未来做好准备－－－而不是让你变得像我一样。”不是辨认出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和让他们像你一样，而是将这两者相互对立起来的事实是接受孩子决定的家长的标志。另外一个标志是一种趋势，将信心凌驾于顺从之上。当你对某个人不够熟悉，还不清楚买什么礼物更好时，你会给她们金钱；同样，自信心和勤奋被视为必须成为“不一样的自己”的孩子们的普遍工具，而你不知道他是谁。

没有能够承认接受孩子决定的家长的这种革命性转变导致蔡美儿夸大了她与“西方家长”差距的程度。这导致育儿文化的很多批评家误解了自己的读者。传统家长是那些忙于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孩子的人，卡普兰的论证一直在向他们保证，很多塑造工作其实已经因为由基因完成了的。但是，对于接受孩子决定的家长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尝试要按自己的形象塑造孩子这回事。我的孩子的DNA严重影响他的未来的很多方面，这个事实给我的指南很少，对我意味着的幸福对他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

让当家长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困难的因素首先并不在于花费在养育孩子上的时间更多，甚至也不在于更加近距离地观察孩子的痛苦－－－看着他们变得内向，竭尽全力想让孩子们变得开心一点儿和减肥，最难的地方是养育孩子本身，也就是说，参与到有关他们将来的准备活动的部分。我的小儿子在春季时抵制网上上课；他非常喜欢社交活动，但是当我们试图满足他去见朋友的愿望时，他的回应却是断然拒绝，“他们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没有这么平庸”。丈夫开始教给他欧几里德几何学，主要是给我们一种感受，他在学点东西。

我的二儿子更愿意出去玩，那是网上上课少数让人开心的方面之一，我能够在他上学的日子窥探他的表现，了解到我养了一个课堂参与者。但是，我也听到他在宣称网课中间的15分钟休息间隙到来时，声音中包含的轻松和开心，我看到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沮丧地寻找一个又一个要进入的文件夹。他的时间被占得满满的，虽然未必能有多好的收获。

我的大儿子一天要观看好几部电影－－－它们教给他的东西比老师们在屏幕上讲的东西更多－－不看电影的时候，他在写有关电影的东西：几百页可能几千页的脚本。“好家长”应该敦促他在学习上花更多时间吗？花更多时间做户外活动？读书？或做别的事？好家长要限制他花在屏幕上的时间？那些研究称赞的科学家们并没有给我答案。

我并不认为他们能够给出任何答案，即使他们尝试要这么做，除非他们能回答如下问题：这次疫情之后电影还存在吗？我在把孩子送到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什么才能是最有用的－－－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他人？我该如何帮助他开发这些能力？

这里的问题不是我动用纪律约束的恐惧或者我进行微管理的倾向。问题在于我的无知。和前辈们不同，我不知道作为成为好家长需要知道的东西，而那些告诉我要冷静下来的专家也不知道答案。而唯一可能知道的那个人－－－我那长大了的孩子－－－现在还不存在呢！

译自：Acceptance Parenting by Agnes Callard

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acceptance-parenting/

文|阿格尼斯·卡拉德 译|吴万伟

作者简介：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7年芝加哥大学学士，2008年伯克利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目前是本科生教学部主任，著有《志向：生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