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除了权力毫无制衡，且无外患的少数昏君与暴君外，没有任何政治领袖能在重大决策上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因为领袖的支持者们，总会因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而对重大决策有不同主张。作为决策者所能做的，通常就是求取各种折衷。今天的特朗普是如此，半个世纪前的蒋介石亦然。
故而因退出联合国一案，指责蒋坚持汉贼不两立而退出联合国，这见解仅对了一半，指控蒋对美方的“两个中国”政策妥协，亦仅对了一半，说穿了，支持者们的两种对立主张，让蒋介石不得不折衷处理“联合国攻防”，以致以上两种说法，都不全对，也不全错。
鹰派宁可退联而坚持不两立，鸽派宁可留得青山有柴烧，而坚持两立，不能说哪一方是错，两造只是对“中华民国”之立场与前途，有不同的解方。对蒋而言，坚持中国法统重要，留在联合国亦重要，问题在于，若两者不能兼得，哪一种较能操之在我?
答案很清楚，前者尚在蒋与台湾的能力范围内，后者则完全得靠美国支撑。
在9月4日《与美为敌痛苦，与美为友更糟，1971年蒋介石捍卫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始末》一文中说过，暗中接受美方的“双重代表案”，乃蒋在美国变心下的最后一搏，以“权宜策略”视之，较符合蒋当时的处境。而只要北京坚拒“双重代表案”，“中华民国”或许能技术性拖延退联的时间，但是，这盼望几乎完全取决于尼克森也有相同的意愿与能力。
结果显示，尼克松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既保台北的联合国席位，同时也让北京入联。根据史料显示，这一点，蒋介石在1969年就已有觉悟，但尚存一丝希望。而台美两方的外交系统，则花了许多时间与资源在磋商有关议程的技术性问题，糟糕的是，连原则性问题都难有一致的共识。
台方的外交系统之所以认为还有希望，乃因美方早早抛出了解决方案，双方都以为唯一的阻碍是蒋介石的坚持。但是，台方外交官员费尽心思说服蒋让步，却不料美方外交系统的解决方案一再改变。症结之所在，就在于尼克松的态度，既想与北京交往，又不愿背上弃台的骂名。
1971年7月22日，国务卿罗吉斯希望尼克森尽速做出决定，是要硬挺台湾，还是干脆放弃?因为那关乎联合国议程策略的底定。当时尼克松反对排除台湾，但也不愿在联合国清楚表态美方的“两个中国”立场。这显示尼克松已发现两全其美的方式不可得，“两个中国”的概念可能必须抛弃。
而台北对此转变尚不知情。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台美勉强达成了共识，美方并于8月初正式宣布立场，欢迎北京入联，但不应排除台北。至于安理会席位，美方表达尊重联合国多数意见。美国盟友包含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等国都支持美方立场，唯澳，新认为若想提案过关，美国必须公开支持北京取得安理会席位。
北京则于8月20日正式发表声明，反对美方“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不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强调不会妥协，即便延迟入联也在所不惜。
北京的强硬，其实就是蒋介石所要的，因为这可能使得他对美方的让步策略，达到了实质的效果。现在，球又被踢回华府手里，尼克松的挑战，就是得决定是否要支持自己国务院在联合国的声明。
不过，台北外交系统对此发展做出了误判，他们以为北京的强硬，代表季辛吉与周恩来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并将此看法传达给美方外交系统。这又使得美方认为台北还能做出更多的让步，默认美方公开支持北京取得安理会席次。
9月8日，美方以盟国看法为由，通知“外交部长”周书楷，美国将修正“双重代表权案”，公开表明安理会席位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方没有让台北有提出异议的机会，单方面决定了此重大的立场改变。蒋介石在日记里沈痛地记录了此事。
9月10日，周书楷给美方的书面的答覆是“深感遗憾”，但私下暗示美方“如果支持此决议案的票数差额太近，台北在幕后可能采取更积极的角色”，简言之，就是不但默许了美方的修正案，还会在必要时暗中给予支持。根据史料显示，9月9日台北高层会议里，鸽派取得了上风，使蒋做出“痛苦”的决定，因此隔日美方才会得到周书楷的“喜讯”。
根据白宫的备忘录，罗吉斯向尼克松报告，台北做出了超出预期的让步，他建议美国应尽量使台北能与美方合作，促成此修正后的决议案，也就是被称为“复杂双重代表权”的提案。至此，台北公开表达反对，私下积极促成此案的作法得到确立。
9月16日罗吉斯对台方外交系统表达，只要台方支持，此案就是成功的唯一机会。罗吉斯将成败的责任丢给了台北，因为台方必然会公开表达反对，以致给友邦错误的认知。关于此，周书楷回应，若友邦询问，台方会表达希望议案过关的意向。
美方照会了周书楷后，同日，尼克松公开宣布美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席次，也将投票反对排除中华民国。
9月23日，国务院先行估票显示，“双重代表权案”与“重要问题案”都会以些微票数落败。9月24日，台北方面的估票显示，两案都将以两票之差落败。台美两方有鉴于此，各自通知友邦，表明“中华民国”支持“双重代表权案”的立场。，另一方面，北京也加强了宣传攻势，再次重申驱除“蒋介石集团”的立场，等于是对尼克松的公开表态不买帐。
10月4日，罗吉斯正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支持北京入联并取得安里会席位，同时反对排除中华民国。在罗吉斯公开发言后，白宫却突然宣布，基辛格将于10月20日至北京，安排尼克松的访问。此举让台北大感震惊，因为这会使盟邦对美国暧昧的态度产生不利于台北的判断。5日，周书楷向罗吉斯表达，希望基辛格取消北京行，但罗吉斯显然做不到。
10月14日，周书楷于纽约会见罗吉斯，并指出敌对阵营正在散布流言，宣称白宫正在进行一套自相矛盾的目的，此流言使得尚未表态的国家对美国的立场陷入疑惑，所以他要求罗吉斯请求尼克松发表一份声明，表达尼克松总统支持美国决议案的立场。
基辛格赴北京的消息，使台北再次陷入对美国的疑虑，除了要求白宫发表与其国务院一致的立场，还追问罗吉斯，若两案都失败，是否有备案?罗吉斯说没有。周再追问，若两案失败，美国是否会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北京入会?罗吉斯态度消极。
其实在14日这一天，周书楷心里应该已经清楚，罗吉斯代表的国务院，已无法代表白宫立场。原本国务院表现出来的信誓旦旦，在基辛格于敏感时刻宣布将再度赴北京后，已经消失。而国务院事实上也有备案，其中台北能认可的是沙乌地阿拉伯的修正案，但这些备案，在美国总统意向转变时，已经无用。
接下来的日子，美方对台北的忧虑一再以轻描淡写的态度应对，台北估票认为攸关中华民国是否能留在联合国的“重要问题案”，还差四票，美国却模糊以对，并表达乐观。
只是，台北始终等不到尼克松支持美国提案的声明，而这其实也说明了一切。国务院对台北的虚以委蛇，显示罗吉斯已被排除于决策核心之外。
10月20日，基辛格于北京面告周恩来，尼克松并未公开声明支持美国在联合国的提案，并强调，美国原来考虑走“两个中国”路线，但现在美国只说“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对于此，周恩来也将底线画得很清楚，坚决反对任何“台湾地位未定论”，堵死基辛格想制造的模糊空间。基辛格则表达，美中关系正常化优先于台湾留在联合国的问题。
10月2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希(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希)向国务院报告，代表团的估票没有国务院那么乐观，“重要问题案”可能会失败，布希并建议可以沙乌地阿拉伯的修正案为备案。当日，台驻美大使沈剑虹奉命拜会罗吉斯，询问估票与应变方案，罗吉斯还在瞒骗沈，预计赞成与反对票相等，并暗示审慎乐观。沈追问尼克松是否会发表声明支持美方的联合国提案?罗吉斯含糊以对。
事实上，基辛格在这两日从北京给华盛顿发了数封电报，强烈建议尼克松不要采纳沙乌地阿拉伯的修正案为备案，因为该案给予“台湾未定论”或“台湾新的法律地位”，北京坚决反对。
10月25日，“重要问题案”以四票落败，台北预估正确，排除“中华民国”的阿尔巴尼亚案通过。布希提议将阿尔巴尼亚案中排除中华民国的条款单独表决，以促成“复杂双重代表案”的表决，投票结果未能通过。
在阿尔巴尼亚案表决前周书楷向大会宣布“鉴于大会疯狂，非理性的行为，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再参加任何联大的议程”，然后率领代表团走出联合国会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卢森堡，葡萄牙，希腊，其余北约盟国都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美国有没有尽全力确保自己的“双重代表权案”过关，从这里就可看出。
布希在回忆录里说: 美国并没有尽心尽力去支持台湾政府，美国对他的国家的立场正在改变。美国代表团努力要使“双重代表权政策”在联国大会通过，但其结果是另一种双重代表权政策，即华府对承诺北京的矛盾，损及美国要救台湾的立场。
布希强调，白宫与国务院将尼克松访问中国视为历史性突破，“但是，在美国代表团的执行层次，我们在自己对毛泽东政权软化之际，却要求中立的国家坚定反对北京的立场”。
事后，美国国务院发出电报至美国驻台大使馆，要求大使马康卫口头转述给蒋介石，或蒋经国: 对于联合国剥夺中华民国在大会的代表权，是严重错误，不义及不切实际的行为，美方深感遗憾。该电报并声称“重要问题案”的失败，大出美国政府意外，电报并保证，联合国表决结果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美国对中华民国的防卫承诺，不受最近发展的影响。
这是一份没有具名的电报，仅在内容中提及“这些观点获美国总统的完全支持”。马康卫转述电报中这句内容，还不能留在书面文字内。也就是说，这是一份空洞的外交辞令，尼克松在第一时间，连具名对蒋介石说些安慰之词与表达歉意都不肯。
10月29日，周书楷与沈剑虹拜会基辛格，对于联合国表决结果，基辛格的反应是，痛骂布希无能。而布希也在多年后表示，基辛格是中华民国退联的始作俑者，并在事后还向布希表达对表决结果“失望”。对布希而言，基辛格伪善十足，因为整件事的过程，美国当局“在纽约说一套，在华府做另一套”，最后把责任丢给他。
美国的外交系统，不一定能代表白宫意志，这是对台北外交官们最沉重的打击与教训。此案可说明明白白地昭示了与美国交手，在许多时候，外交系统所获得的讯息不是无用，就是刻意欺瞒。以美国外交系统的讯息作为决策的根据，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说白了，就是美国不可信。
诚然国与国之间讲究实力原则，难免尔虞我诈，没有什么国家是“可信”的。不过，若完全没有互信基础，外交这工作也是不存在的。台北外交系统所犯的错误，就是高估了美台间的互信基础，以为只要让步到美国满意，就能获得至少差强人意的结果。
关于此，蒋介石早就预知了必然被牺牲的结果，但之所以尽力与美周旋到底，除了外交部属的强力主张，蒋自己其实也仍抱一线希望。毕竟，退出联合国所代表的是“反攻复国”的彻底幻灭，甚至连独立生存都成问题。
这样周旋与妥协下来的结果，也不是全无益处，至少，蒋有给出让步，而非一开始就与美决裂，所以尼克松也没有借口将责任都推到台北头上，并让美国内部挺台的力量转变支持态度。
1972年2月，尼克松与北京签订“上海公报”，美方从“两个中国”的概念，转进到“一中两府”的战略框架，并借由两岸彼此间的矛盾与敌对，获取自己的战略利益，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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