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和平时期,这段时期的和平主要得益于宋国的华元和向戍。宋国等中原国家当年严重受到晋国与楚国称霸的影响,国家常年处于战乱之中,国力受到极大损耗,这些中原国家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可以保证国家的安定。宋国的华元历经多年,在楚国与晋国之间来回斡旋,虽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绩,但是中原诸国的共识并没有最终完成,晋国与楚国之间的战争,依然在中原地区燃烧着。晋国与楚国事实上历经百年的战争,也基本疲于奔命,而且国政常年受到主战派系的干扰,国内的将军们大多架空国内君主,国政也呈现动荡之势,晋楚两国均出现卿大夫与公族之间的权力之争,其间延续数十年之久。
国内之乱与对外战争相与交叉,两大强国的国力也是受到极度削弱。而在中原诸侯国努力耕耘和平共识之际,北方的齐国却发生了乌余叛乱事件。齐国廪丘守将乌余带兵偷袭卫鲁宋三国,并攻破三座城池,将之作为投降晋国的投名状,希望成为晋国公民。这个时候的晋国基本上也是国君与卿大夫权臣共同执政,赵氏的赵武掌握着晋国军政大权,这位赵武也是较为推崇和平共识的人物。在晋国同时与南方的楚国和东方的齐国两线作战之时,晋国虽国力有余,但依然受到齐国人在背后的偷袭,齐庄公就曾经扶持晋国叛臣栾氏攻破过晋国城池。
面对齐国叛臣乌余的主动投诚,晋国如果乘齐国新君即位政局未稳,即便接纳乌余的投诚也是无可厚非的。错就错在这个乌余自以为能力超群,居然以一个单单的边境守臣的身份去攻打三大诸侯国,这就激发众怒。在西方古老的叙事诗曾经记载过英雄用角质酒杯饮酒,就是用被害者的头骨做成酒杯,表达的是一种胜利者的野蛮。乌余显然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者,而且乌余的能力也的确非常超群,三大诸侯国居然都没有防止住其进攻,三座城池不日之间即被攻破。但乌余的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周天子的礼制,更是破坏了这个时期的社会潮流,齐卫鲁宋等国纷纷向晋国谴责乌余的行为。
晋国面对诸侯列国的来信,自然不可能熟视无睹,最终就选择将乌余拘押起来,并将卫鲁宋的失地归还给三国,以此向中原诸侯国示好。宋国的权臣向戍发现时机已到,便驾起外交的马车,来回奔驰于晋楚两国乃至更多的诸侯国,希望重新推行先辈华元没有完成的事业。公元前546年的时候,诸侯列国基本达成共识,即在宋国召开弭兵会盟,广发英雄帖,除了主要强国晋楚两国外,西方的秦国,北方的齐国等国也都来到宋国参加会盟,就中原宋国等小诸侯国而言,这次会盟的目的是要结束百年征战,还诸侯列国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就晋楚等强国而言,这次会盟将为两国带来更多的价值。
支持会盟的是晋国权臣赵武,为什么赵武会主持这次会盟呢?赵武即是当时最强之国晋国的第一权臣,其次在乌余事件中处置得当,至少得到了卫、鲁、宋、齐等国的支持,而且这场会盟本身不是为了征伐之时,赵武为树立自身和平大使之形象,也愿意主持这场会盟。在赵武的主持词中,将晋楚秦齐视作可以匹敌的国家,互相之间的国力、战力和人口等都在当时名列前茅,即便在周天子的眼中,这四大国家也是当之无愧的强国,因此这四大诸侯国即可免除互相朝拜的礼节。
至于宋鲁卫等中原小国,既然要受到这些强国之保护,就要给强国交保护费,在这场会盟上秦国暂处西方,与晋国之间的战争处于劣势,无法与晋国争夺盟主之位。齐国景公即位不久,国内正行改革之势,也不愿意与晋国称霸。唯独楚国,因与晋国打了百年战争,往往有胜有负不分彼此,参加这场会盟也就希望得到最大的利益。楚国人在参加会盟的时候,就没有规规矩矩的穿礼服,而是在礼服中穿了战甲,在会盟仪式上就威胁晋国,要与晋国共分中原盟主之位。赵武与晋国诸臣不料楚国竟然有如此打算,在逼迫之下也就只能承认晋国与楚国之间共享中原。自此而后,晋楚之间的称霸战争暂告一个段落,中原地区也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年代。
那么,晋国虽与楚国共享了中原,又是谁更在这次会盟中得利最多呢?当时的宋国是宋平公在位,这位国君也是经历过各种宫廷内乱和外部战争,对和平的期待也是非常热烈的,华元、向戌这两大和平使者都在宋平公时代为臣,就说明宋平公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支持和平的。在这个时期的宋国频繁与诸侯国结盟,相互之间比较稳固的就至少包括鲁、宋、卫、郑、陈、蔡、许、曹等国,而陈、蔡、许三国是楚国的附庸国,鲁、宋、卫、郑四国即是服用晋国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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