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向前推了300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1987年9月13日清晨，正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潘吉星，像往常一样，一边啜着咖啡，一边随意翻看报纸。
突然，报上的一则新闻差点让他从沙发里蹦起来，“我怎么上了日本的报纸?!”
是日，《朝日新闻》、《京都新闻》等日本报纸，纷纷转载了共同社消息《蔡伦的纸仍是最早的——中国的学会解决了30年的争论》。
报道说，“世界上最早的纸是蔡伦于公元105年所发明的。日本的百科辞典所介绍过的比这早二百年以上的‘灞桥纸’之说，是无力的。”“这是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蔡伦发明纸1882年大会’上由轻工业部造纸局及中国造纸学会发表的‘对真相作彻底的调查的结果’。”
潘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纸史研究，被认为是支持蔡伦以前有纸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同社在交代新闻背景时说，“1964年，纸的研究家、有名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吉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断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的论文，结果使蔡伦的名字在一部分历史书、教科书、博物馆中被取消。”潘吉星因为“在学术界造成很大的混乱而受到批评”。报道还援引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Daily)消息说，“潘氏现在在国外已承认其自说的错误。”
“这纯属造谣!”潘吉星如今对笔者谈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我正在日本宣讲西汉有纸的观点，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
看到新闻的当日，潘吉星就约见了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次日，潘指责轻工业部未尊重事实的消息，刊登在《每日新闻》的显要位置。
此后一周，潘吉星在日本化学史学会和东京造纸博物馆，两次宣讲蔡伦前有纸说。前来“观战”的日本听众把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争论是怎样开始的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各界对蔡伦是造纸术发明人的说法，并无异议。虽然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了一张早于蔡伦的西汉纸，但被当做孤证没有加以重视。
直到上世纪50年代，化学史家袁翰青首次挑战了这一“历史定论”。
1953年初，袁翰青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期间，受北京师范大学聘请，为学生开设中国化学史讲座。袁翰青对有关造纸史籍进行一番研究和思考后认为，像造纸这样一门多原料、多工序、多品种的技术，由一人发明，似乎不大符合实情。尤其是蔡伦作为一个太监，知识面有局限性。如果按《后汉书》上的说法把他作为纸的发明人来讲解，是相当困难的。
后来，袁翰青将讲稿增改成文，以《造纸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为题，发表在1954年第12期的《科学通报》上。文章首次提出，“蔡伦是造纸术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
次年，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工作的张德钧，在1955年第10期《科学通报》上撰文，反驳袁文观点。张德钧认为，无论是文献考察和实物探究，都没有提供出蔡伦以前已有植物纤维纸的证据，因此袁文的“蔡伦之前已有植物纤维纸”之说不能成立。
争论是从袁、张两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的。
此后，20世纪50年到70年代，考古学家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陕西先后发掘出一些西汉纸。每有蔡伦前古纸的发现，就会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纸史研究的管辖权
到了1979年，争论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是年，主管造纸局的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率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东京造纸博物馆时，发现展览说明中说，蔡伦以前的西汉已经有了纸，非常生气，随即向日方提出抗议，他说这与中国的历史定论不同，要求撤销此说明。
当时的东京造纸博物馆馆长野口为一郎拒绝了中方的要求，说，如何布展是他们的内部事务，而且关于造纸起源的说明，是根据中国考古新发现和中国学者对古纸的研究成果做出的，没有什么不妥。
代表团回国后，正好赶上国内媒体报道陕西扶风发现蔡伦之前的西汉麻纸。从这时起，轻工业部正式介入蔡伦是否是纸的发明人的论战。
一、认定主管造纸行业的造纸局对全国纸史研究拥有管辖权，与此相关的作品自1979年起应报造纸局审批，“取得正式批文后才能发表”。(《拨乱反正与行政干预析》，刊载于《纸史研究》1987年第3期)
二、认定轻工业部造纸局是“全国唯一权威、合法的”检测出土古纸的技术中心，其它所有单位和个人的检测，如与造纸局有不同的判断，“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西汉古纸的分析鉴定应以谁为准》，刊载于《纸史研究》1986年第8期)
几乎同一时候，潘吉星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1979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发掘的罗布淖尔纸，以及化学史家袁翰青提出的“西汉有纸说”的观点。
《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的出版立刻激起轻工业部的巨大反弹。轻工业部分别向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和文物出版社提出抗议：质问为什么没有经过轻工业部造纸局审批，便轻率地出版这样的著作。
当时接听轻工业部抗议电话的科学史所黄炜和文物出版社该书责任编辑胡家聪，事后都向潘吉星谈到这件事，他们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轻工业部要干涉文物系统出版的一本科学史著作。
潘吉星还告诉笔者，从那以后，他被造纸局拒之门外，造纸局不再接受他送来的分析化验样品。无奈，潘将古纸样品带到日本，请日本有关机构帮助检验并拍摄显微照片。后来，纸史委员会副主任陈启新说他这种做法是“文物走私”。
“很难想象，‘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大家还用这样一种语言和方式来争吵一个学术问题。”甘肃省考古队何双全说。何双全后来是放马滩纸和悬泉置纸的发掘人，他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他刚刚发掘出放马滩纸地图时，曾有人警告他“闯了大祸”。
灞桥纸“作伪”?
1987年9月11日，中国造纸学会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纸和造纸》1987年第4期刊登的大会通讯，记述了大会的盛况。
“出席纪念会的有首都及外地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教育和造纸方面的领导和代表二百余人。”
“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和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王毅之作了重要发言”。
会上，周培源说，“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公元105年，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为推动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上，而且在国际文化界中早有定论”，“决不可轻率地贬低蔡伦和修改历史”。
大会最后宣布：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为期三十年的纸史争议自即日起已告结束。
次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纸史争议的“官方定论”。
《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专家确认蔡伦发明造纸西汉的“灞桥纸”是废麻絮》。文章称，“近年来，中国造纸研究所的专家经过细致的考察和分析，认为‘灞桥纸’根本没有经过切断、打浆和抄造等造纸生产的基本工序，不是植物纤维纸，而是一些废麻絮。”“蔡伦才是造纸祖师。”
《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蔡伦造纸功垂百世“灞桥麻纸”冒名三十年》，称，“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与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对1957年发现的‘灞桥纸’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结论是：根本未发现灞桥西汉墓穴”;“所谓的灞桥‘西汉纸’，只是在塌方和推土机推过的泥土中发现的一团纤维状物，又经人工将其加工出来的。”
《科技日报》干脆直接点了灞桥纸发掘人、陕西省博物馆程学华的名字，说，“程学华等人将纤维状物喷上水，熨烫平展，用玻璃夹紧，搞成单片。”“为彻底查明‘灞桥西汉纸’的真相，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与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近年来先后组织调查组赴西安、北京等地深入调查，走访了当年‘灞桥纸’的发现者、砖瓦厂现场工人、监工、现场负责人以及陕西文化、科技、考古、文物界的有关专家，结果表明：‘灞桥西汉古墓’仅仅是推测。”文章最后说，“轻工业部有关领导人指出：对虚假的‘灞桥纸’在国内外引起的种种混乱，需要尽快予以澄清，拨乱反正，让被玷污了的中华民族造纸史重放光华。”
如今陕西省博物馆的程学华已故去多年，但从他专门针对轻工业部大会点名撰写的《西汉灞桥纸的补述论证与有关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一文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反应。
这份长达17页的《说明》写于1988年10月15日，程学华签字盖章。
在《说明》中，程学华详细阐释了灞桥纸的发现经过、墓葬位置、断代依据以及旁证依据等。在对这些专业问题进行陈述之后，程用了一半的篇幅“揭穿轻工业部和中国造纸学会所谓对灞桥纸深入调查的真相”。
程学华记录了轻工业部造纸局和中国造纸学会前后三次和他的接触过程。
第一次是1979年秋。当时程学华已经完成秦兵马俑坑的钻探试掘任务，转入秦始皇陵园的调查钻探。从北京来了两位女同志，一位是王菊华，另一位是李玉华。程学华向两位北京客人介绍了灞桥纸发掘的详细情况。
王当时是造纸局的化验员，李是党务工作者。日前，王菊华接受了笔者的访问，她是一位谦和的白发老人，李玉华则谢绝了笔者的采访。这两位后来多次联合署名撰文，坚持说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王、李二人成为这一观点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第二次是1983年5月24日。这次前来调查的是轻工业部造纸局的一位王姓处长和农业制片厂的一位编辑。“王处长对我是上级对下级的口气，他要我改变一下自己的原有说法，我就可以上科教电影片的镜头，我实在反感”。程学华在报告中写道。
第三次调查是1987年四五月间，纸史研究委员会委员段纪纲受轻工业部造纸局和中国造纸学会派遣，两次赴陕西调查。4月21日，段向程提出，请改变观点。5月23日，段再次找到程学华，拿出一份已经拟好的谈话笔录，要求程签字。“对此，我据理驳斥他们这种无原则的做法。”程学华在《说明》中写道，“这是学术研究领域内的怪事”。
1987年6月，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调查组完成了《关于“灞桥纸”的调查报告》，并在同年9月纪念蔡伦发明纸1882年大会上向外界公布。
纪念大会没有邀请陕西省博物馆派人出席。事后，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伦看到《调查报告》后，在和一位造纸专家的通信中，代表陕博发表了两条意见：
一、对轻工业部纸史委员会新公布的“作伪”的决定，我馆不予承认。我们从未听到过关于“作伪”的反应，也无“作伪”的依据，我们从未怀疑过我馆的研究成果。
二、在无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我馆不改变对灞桥纸的断代和收藏等级，仍断为西汉，仍按一级品收藏。在陈列中也按西汉纸陈列不变。
落款是陕西省博物馆，1987年12月24日，加盖公章。
在灞桥纸的问题上，两派唇枪舌剑，相互之间的争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关系国家尊严的大问题”
1987年召开的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上公布的《关于灞桥纸的调查报告》，明确写到了“灞桥纸”在国内外造成的混乱和影响，包括全国中小学使用的《中国历史》教材、大学历史教材、许多工具书以及其它书刊里都出现了“灞桥西汉纸”的字样，蔡伦由造纸发明家被贬成造纸改良者，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变成了“三大发明”，不提造纸术了。国内外有些博物馆里的蔡伦像被拿掉了。
大会根据《调查报告》指出，蔡伦发明造纸术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由所谓‘灞桥纸’引起的种种混乱，应证实予以澄清”。
很多人认为，西汉有纸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造纸鼻祖的颠覆。全国各地乃至日本的手工造纸作坊里，如今还供奉着“蔡伦祖师爷之位”，工匠们至今还保留着每年阴历三月十七日祭祀蔡伦的习俗。
对蔡伦发明纸说法的挑战，令一些持传统观点的老人很难接受。
2007年10月，《河南商报》发表过一则题为《河南博物院“四大发明展”无造纸术引发争议》的新闻。报道说，在河南博物院10年的展出中，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却只展出了三项。中国造纸学会的李玉华在郑州开会时，无意发现了这个缺漏。她写信给河南省有关领导。在她的奔走中，造纸术终于在河南省博物院与观众见面。
在坚持蔡伦发明造纸的人眼中，这是关系到国家尊严的大问题。纸史委员会委员安嘉麟曾在《纸史研究》1987年第7期上用“宗实”的笔名，撰写了题为《拨乱反正与行政干预》的文章。文章指出，蔡伦造纸说是“历史定论”，关系到祖国尊严和荣誉，神圣不可侵犯。挑战此说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是否爱国、维护国家尊严的政治问题。
“西汉纸的发现，和贬低‘四大发明’根本扯不上关系。”潘吉星说，中国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向前推了近三百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是好事。
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中山茂所著的《市民的功利主义科学观》，于1984年由东京社会评论社出版。中山茂说，“自从西汉有纸说在中国发表以来，有人对此说加以缺乏根据的反驳，无非要维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这是对蔡伦带有宗教感情的信徒的所作所为。”“由于感情问题作祟，反对纸的西汉起源说，只好说‘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
余波未平
随着甘肃放马滩纸和悬泉置纸先后发现，关于蔡伦是否是纸的发明人的争论渐渐平息。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引入了1986年甘肃天水发现的放马滩纸，正式使用了“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说法”。此后教材多次印刷，几次修订都没有改变这一结论。
而潘吉星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至今已经多次修订。每遇考古新发现，潘吉星都会把新的证据加入书中。最新一版的《中国造纸史》(200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潘说，“这一版他最满意。”潘的著作现已翻译成英文、日文，以潘为代表的西汉有纸说，也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新的发现和学术著作并没说服反对者。
2005年10月，蔡伦故乡湖南省岳麓出版社出版了《纸祖千秋》。这本近55万字的文集收录了100多篇文章，清一色地由坚持蔡伦发明造纸术观点的人撰写。书的封底写着：谨以此书献给蔡伦发明造纸1900周年。
2008年10月，北京奥运会过后不久，有人提出，将蔡伦故里湖南省“耒阳市”改为“蔡伦市”，做好做足蔡伦这篇文章，用好蔡伦这块瑰宝。
西汉古纸出土一览表
序号纸名年代出土时间出土地及发掘方式
1、罗布淖尔纸-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科学发掘
2、灞桥纸-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1957年陕西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清理
3、金关纸-公元前52年-公元前3年，1973年-1974年甘肃居延汉肩水金关军事哨所科学发掘
4、中颜纸-公元1年-公元5年，1978年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建筑遗址窑藏清理
5、马圈湾纸-公元前65年-公元23年，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汉屯戍遗址科学发掘
6、放马滩纸-公元前176年-公元前141年，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清理
7、悬泉置纸-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年，1990年-1992年甘肃敦煌甜水井汉墓悬泉置邮驿遗址科学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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