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吴三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对此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知秀网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吴三桂前半身事明,后半生事清,但在事清过程中,却又留下不忠不义之举,举旗造反掀起三藩之乱,造成清初八年内战,给国家与人民带来重大损失,以至至今仍被鞭挞。
在《康熙王朝》中,康熙声称“削藩亦反,不削亦反”,刻画出吴三桂自私自利的野心形象,于是康熙作出撤藩的决定。然而,历史向来是胜利者的宣言,鲜有文人关注吴三桂的处境,那么从吴三桂角度来说,如果他主动削藩放权,放弃一切兵马大权,康熙会放过他吗?此人给了一个答案!
明末清初,清朝一共封过五个汉人王爷(追封不算),最广为人知的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实际上还有一个孙可望——张献忠义子。
张献忠死后,刘文秀、李定国与孙可望等率大西军余部数万人,进军云贵,联明抗清。尽管全国抗清形势严峻,但在云贵地区大西军占据着优势。然而在1657年,驻扎在贵州的孙可望阴谋篡位,挑起了大西军内战,率领10万大军意图云南,却被李定国率领3万大军击败,孙可望压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长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复仇。
一直以来,清军头疼于大西军的顽固,孙可望的投降,让清廷喜出望外。孙可望降清,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清廷封他为义王。
然而兔死狗烹,大西军逐渐不足为患,孙可望失去利用价值之后,立即遭到清廷清算。
1658年,孙可望得知失散10多年的弟弟在上海,就希望清廷用公家驿传将穷弟弟送回团圆,按说这个要求并不离谱,但却迎来御史一阵猛烈批判,“(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孙可望赶快上疏谢罪。
1659年,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按说,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满洲八旗权贵放债取利多不胜数,但顺治却立即派人训斥一番。
1660年,永历皇帝逃入缅甸,李定国只余残部,南明败局已定。这一年,先是孙可望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被清廷驳回,但六个月之后孙可望死了。官方给予结论是病死,但清初史家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
孙可望死因真相如何,如今已经无法解开,但通过据守台湾的郑经,和孙可望家人经历来看,可能隐藏着惊人的内幕。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但几个月之后,孙征淇病死,弟弟孙征淳承袭。随着吴三桂缢杀永历皇帝,南明彻底消失在历史烟云中,孙可望家族利用价值进一步降低,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1666年,康熙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此后爵位一降再降,1771年乾隆下令“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祸乱抗清最后希望的孙可望家族,在清朝政治舞台上就此消失。
1667年,清廷招抚台湾的郑经,并给予封王承诺,但郑经回信却一针见血:“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一句“往事可鉴,足为寒心”,说明郑经对孙可望之死充满怀疑,不敢步孙可望后尘。
孙可望让郑经疑虑,焉知不会让吴三桂疑虑?所谓“神龙失势,与蚯蚓同”,吴三桂主动削藩,焉知不会是第二个孙可望?所以,吴三桂在康熙决定削藩之后,纯粹是不得不反,只能奋起一搏。
更为重要的是,与孙可望失势投降、缺乏根基不同,吴三桂从军数十年,军中关系盘根错节,这样的军中宿将又怎能让康熙和清廷安心?只会尽快除之而后快,唯一头疼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安排吴三桂死法,以安众汉奸之心罢了。
但有人认为,康熙不是顺治,这是一个千古明君,有豁达的心胸,肯定会善待吴三桂。其实,清宫剧中康熙很豁达,但在正史上康熙却多次言而无信,在三藩之乱中,尚之信和耿精忠先反后降,康熙给予承诺是“将功赎罪,既往不咎”,但局势稳定之后,却以“负恩谋反之罪”,将这二人处死。此外,还有朱三太子朱慈炤,康熙明令寻找和善待厚养前朝皇室中人,但找到朱慈炤后,却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理由,将75岁的朱慈炤凌迟处死,将他男性家人全部处死,女性充奴,可谓灭之满门。
可见,以康熙帝的德性,吴三桂即便主动放权,也是必然不得善终!
其实,在清朝时期,以汉人身份成为王爷,这就是原罪,注定不得善终。纵观清初几位汉人王爷,除了尚可喜,几乎没有一个得以善终。更重要的是,这些汉人王爷之死,总给人一种阴谋诡计的味道,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犹如此后清朝给人不够大气的印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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