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有关安徽的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与当时全国各地与日军惨烈激战相比，安徽风平浪静，犹如一避风港。
为何八年抗战全国几乎惨遭日军蹂躏，安徽却安然无恙？
但是任何一个爱安徽的人有理由知道当时2000多万英勇悲壮的安徽军民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
安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位居中原合纵连横数省，厉害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日军顺利占领安徽，就可以作为进攻整个中国命脉的大后方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踏板，给国军最沉重一击，加速国民政府灭亡，使四万万中国人万劫不复，永不超生。
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日军当然对安徽垂延三尺，八年抗战日军之所以未能占据安徽，并非日军对安徽有什么特殊感情，事实上是实在啃不下这块中原硬骨头。
1945年底的某一天，几十辆小轿车在一辆荷枪实弹吉普车的引导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合肥小东门的洪家花园。
合肥老百姓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纷纷猜测这是哪位达官贵人又进驻这个豪华的公馆，那其实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
似乎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安徽成了桂系势力范围。1938年，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继而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又先后由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李品仙担任，两人都是广西人。
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廖磊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便突发脑溢血死去，唯有李品仙在此任上的时间最长，从1940年1月开始到1948年6月，整整八年半的时间。
而安徽省政府从立煌县搬迁到合肥县以后，李品仙一直都是把洪家花园作为自己的公馆。
那时，洪家花园的灯火往往是通宵达旦，来往其间的大都是广西人，他们把这里当作桂系在安徽的大本营。
时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品仙二级上将是八年抗战中国军最杰出，最成功的将领之一，整个抗日战争可以用堪称完美来形容。
相比于早已名成利就的其他国军抗日名将，如卫立煌，傅作义，张自忠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历史为何对他和2000多万安徽军民抗日功绩总是轻描淡写时，恐怕于他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
他即非国民党嫡系，也非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是第三势力李宗仁手下的一员干将，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和持不同政见的学者的偏见，他和2000多万安徽军民英勇抗日事迹就此作古沉沦。
李品仙，1980年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平乐乡的一个望族家庭。从小就被父亲大灌“四书”、“五经”，猛输诗文，功底自然厚实。
他13岁考入苍梧县立高等小学。同年参加科举考试，县试、府试都未能难住他，一路过关斩将，可是到院试时，他一不留神竟漏抄一页试卷．导致仕途毁于一旦。
此人有才气有能力，人品却令人不敢恭维，此君曾在蒋中正的默许下，盗了楚怀王的墓，人称孙殿英第二，还2次出卖了自己的上司白崇嬉，气得李宗仁欲将之扫出家门而后快。
但是其人品虽然不行，打仗却是强项，在八年抗战中，他的军事才华无可挑剔，不但得到老蒋的嘉奖，连日军也对他敬畏三分。
他统率数十万以桂军为主力的国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随枣会战。
在徐州会战，他指挥的国军在津浦铁路南段让增援台儿庄的日军动弹不得，自顾不暇。
由于他和张自忠（山东临浠）一南一北完美阻击，使攻打台儿庄的日军2个王牌师团顿成瓮中之鳖，被李宗仁将军领导的杂牌军全歼，这是日本陆军建军有史再惨重的失败，此事惊动日本天皇，原本全国为天皇生日祝寿的宴会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军事复仇会议。
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调动华北一切可挪用的40万日军决定与李宗仁60万杂牌军于徐州决一死战。
后来李宗仁为避免重蹈松沪会战覆辙而完美跳出包围圈，保住了这60万有生力量，为保卫大武汉留住希望。
在他的老巢大别山地区，日军和皖军正面硬撼就领教了什么叫做强龙难压地头蛇的厉害，结果日军惨败而归，从此再也不能越雷池半步。
1939年，日军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下省会城市立隍，却陷进四面楚歌的安徽军民，甚至土匪的轮番袭击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的境地。
日军自此再也没有能力在安徽组织新的进攻。
在安徽，日军面对颇具战斗力的国军精锐和同仇敌忾的民众，显得比其他地方日军更士气低落，信心不足。
由于治军有方，李品仙被荣升为第10战区司令长官，而他领导下的188，189师被老蒋钦点为国军模范，并亲自题词“军队要学一八八，一八九”。
驻皖国军虽然是杂牌军，但是其战斗力比国军任何一支王牌都要强悍和硬朗，连一向骄横的日军和他交手时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而在随后进行的广济，随枣战役中，每次都给日军重创，打死日军数千人，而自己伤亡就减半，创造中日军队战损比例1：2的骄人纪录。
而整个中日战争，一个中国师（约1万人）在战术对头，配合默契的情况下才和日军一个联队（约2000人）打成平手，若有差池就被日军一个联队收拾掉，由此可见中日国力和军力的差距有多大，从这就不难看出日军对李品仙既敬畏又仇恨了。
（白崇禧）
新桂系统治安徽12年，省主席几度易人，但以李品仙任皖省主席时间最长：从1940年1月起到1948年8月止，共八个多年头。
这期间的派别间斗争，亦最为尖锐复杂。其中包括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各派系、新桂系与地方实力派系以及新桂系内部各派系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波诡云幻，光怪陆离。
李品仙在洪家花园期间，已经辞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当时安徽省政府里重要岗位均为广西人把持，但他们之间也有错综复杂的矛盾。
最典型的要数时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的夏威，他的住所离洪家花园不远，但从不去那里半步。而且还经常向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控告李品仙，说他配合剿共不力。
在洪家花园的那段日子，是李品仙最难过的日子，先是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在鄂中、苏中和两淮地区向中国共产党解放区进攻。
由于桂系军队是进攻两淮的主力，于是任命李品仙兼任徐州绥署主任。到了1948年6月，他在安徽已经呆不下去了，正巧白崇禧在武汉主持成立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李品仙被撤换调离安徽。
毫无疑问李品仙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安徽期间曾经盗过楚怀王的墓；排除异己，下令取消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番号；多次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但客观评价，他也是对日战争中的有功之臣，论其才华，倒也满腹经纶。
他写的文章，包括《李品仙回忆录》、《八年来之安徽》，以及一些诗词歌赋，其中一首让人印象深刻：
“北斗横空夜未央，羽书无间马蹄忙。荆襄形胜开雄镇，随枣环回作战场。减灶计成擒竖子，沉舟志决击强梁。妖气扫净河山固，岘首楼头日月光。”颇具文采。
1961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安徽徽州人胡适对新闻记者谈话时，给予李品仙上好评价：“李品仙在安徽，一手掌握党政军大权，还兼豫皖鄂三个省边区游击总司令，但作风还算开明，颇受安徽人民爱戴，听说诗也写得不错，算是军人中一位儒将。”
（李品仙在天柱山的题字）
早在1940年，他就瞄准了今后要把省会迁往位于全省中心位置的合肥县，并且让手下人为他物色办公地点。
当时的合肥县县长刘文潮回忆说，李品仙曾经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将来要把合肥建成现代化城市。
当省直机关真的进驻合肥的时候，才发现城内既无公用设施，又无宽阔马路，连大一点的车辆都无法开进城门里面。
李品仙在洪家花园里连续几次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合肥市专门成立了市政工程局，第一任局长是由原安徽省民政局局长韦永成兼任。
假如你要是知道韦永成为何许人也，你就知道李品仙对省城市政建设的重视程度了。
时任安徽省政府民政厅长的他是李宗仁的外甥、蒋介石的侄女婿，可谓声名显赫。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能量到底有多深，有个CC分子想当皖南行署主任，多次出入洪家花园，活动得连李品仙都同意了，但韦永成不同意。他到重庆与白崇禧一谈，马上改派了陈诚系的三青团骨干张宗良。
韦永成组织编制了《合肥市政工程规划》，送到洪家花园里给李品仙看，李品仙很满意。
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实施，韦永成就去南京高就了，原合肥县长刘文潮时已调任安徽省公路局局长，但因为他对合肥熟悉，所以李品仙要他兼任合肥市政工程局局长。
当时的合肥市政工程局只有20位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更少，他们根据《规划》制定了远景规划和近期规划两部分，着手修建的第一条道路就是改造老城区繁华街道“东大街”。
当时计划是车行道宽为11米，两旁人行道宽各为3米，道路总宽是17米。这在当时的合肥，算是第一条现代意义上可以跑汽车的马路了。
因为合肥水系属于江淮水系，庐州古城又是江淮重镇，这条马路也就命名为“江淮路”了。
但好景不长，李品仙没有等到“江淮路”完工，就被排挤出安徽，从此，永远离开了洪家花园。
李品仙于八月下旬离开合肥时，各界父老及机关团体夹道送行，依依之情，不少人为之掩面落泪，使他也感动得欲语哽咽，不忍离去，因赋七律一首感怀：
挥手临歧别皖疆，清风拂袖九秋凉；
朔云幻变干戈後，国事蜩螗岁月长；
八载同仇如手足，一朝远别感参商；
离怀几许情难诉，霜冷方知晚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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