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宰相和丞相有何不一样？它们的区别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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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和“宰相”虽然都是辅政重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而很容易被人弄混。但实际上，宰相和丞相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中宰相是对辅佐君王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执政官的泛称，而丞相则是具体的官职，也就是说宰相包含了丞相。具体到明朝，朱元璋废除的其实仅仅只是丞相制度，明朝中后期的内阁首辅，实际上仍可称之为宰相。

宰相和丞相不可混为一谈，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宰”有主持之意，“相，助也”，原为“辅佐”、“襄助”之意，后引申为辅助君主管理政事者。作为辅佐君王的最高执政官的泛称，“宰相制度”其实要远远早于“丞相制度”，而随着历朝历代官僚制度的改革，“宰相”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官职。

“宰相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家臣宰执，彼时实行以王位为首的等级贵族联合专制制度，通常由巫史和公卿等贵族担任君王的顾问，从而参与决策，协助管理国家事务，例如商朝伊尹担任的“尹”、西周周公担任的太宰，都可被称为宰相。

春秋以后，随着世卿世禄制的崩溃，一些国君为防止贵族擅权，开始起用地位较低的家臣或士大夫管理国家政务，此后各国陆续设立“相”职，但因各国官僚制度不同，称呼也各有不同，例如楚国的“令尹”、宋国的“大尹”、吴国的“太宰”、齐国的“相”、韩赵魏的“相邦”、秦国的“大庶长”和“大良造”，都可被称为宰相。

而丞相制度最早的起源，目前有史可考的，最早出现在秦悼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史记·秦本纪》)。而丞相制度的真正确立，则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推行中央集权统治，创立了全新的“三公九卿”制度，正式设立丞相职位。

如上所述，“宰相”作为对辅佐君王总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执政官的泛称，历朝历代的最高决策者其实都可以被称为宰相，如此后汉朝的相国、丞相、尚书令，隋唐的“三省”最高长官，宋朝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左右仆射、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元朝的左右丞相和参知政事，明朝的内阁首辅，清朝的内阁大学士(初期)、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清末)均可被称为丞相。

综上所述，宰相制度从早期的商周到清朝末期，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古代历史;而丞相则不同，丞相作为具体官职，其实只在秦、西汉、元、明(初)时期，以及三国、东晋、唐、南宋等时期短期存在过。

正所谓“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丞相自设立之日起，由于需要协助皇帝管理一切军国大事，所有官员处理国家事务，都需要经过丞相，因而丞相实际上就是百官之首。而对于皇帝来说，他需要独掌大权、乾纲独断，而不希望有人权力大到足以对抗自己，这就使得皇权和相权始终存在矛盾。

对于无心处理政事，只醉心于玩乐的皇帝来说，他们对于丞相权力集中，全面负责国家政务并不反对，可对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的帝王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俯首称臣、听命行事的丞相，而并非自作主张。因此，汉初虽然延续了丞相制度，但丞相之位不仅更换频繁，而且权势受到极大限制，例如汉武帝不仅设立了尚书台分解丞相权力，而且其在位期间先后任用的13位丞相更是大多不得善终。

此后，隋唐则直接将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从而形成“三省六部制”;宋朝更是直接将“官”和“职”分为了两部分，官员品级显赫却不等于拥有实权，而拥有实权者又不一定位高。直到元朝时期，以中书省统领朝政，重新设立丞相职位，权力才得以再度集中。

明初沿用元朝制度，仍以中书省总领百官，设左右丞相总领朝政，而胡惟庸在担任丞相期间，遍植朋党、打击异己，迅速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再加上其在职期间多有违法之事，朱元璋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并规定此后朝廷不得再立丞相，使得皇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明中后期内阁首辅便是宰相，其权力甚至远超丞相

相权虽然与皇权始终存在矛盾，但丞相在分走皇帝权力的同时，也分担了相当大的工作量。朱元璋丞相丞相制度后，虽然使得皇权进一步强化，但同时也极大加重了皇帝的工作量，即使朱元璋这样的工作狂，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事必躬亲。

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不久，便不得不在同年九月又设立了四辅官帮助自己，以儒士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教、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由春、夏官兼任。之后又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撤销了四辅官，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用来辅佐自己处理政务，这实际上已经是内阁的雏形。

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正式组建内阁，以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内阁制度下，内阁大学士只有议政权，而决策权则牢牢的抓在皇帝手中，行政权则被交给了六部，地方三司也直接对六部负责。正所谓“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此时的内阁只作为皇帝的秘书部门存在，权重但位轻，相对于此前的丞相，权力已经有极大削弱。

内阁制度的形成，也使得明朝形成了特殊的“票拟制度”，从而保证权力的顺利运转。也就是凡是遇到军国大事，首先由内阁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几条意见，写在票签上，然后与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准，这个过程被称为“票拟”。皇帝则只需要从内阁拟定的意见中挑选一条作为最终意见，以红字进行批示，这被称为“批红”或“朱批”。

因此，最初的内阁大学士，其实只负责提供意见，其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最终仍表现在“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然而，到了明仁宗时期，因杨士奇、杨荣乃是东宫旧臣，深受自己信任，因而这两人不但得以入阁，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这就使得内阁在拥有议政权的同时开始拥有了行政权，再加上其深受皇帝信任，甚至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

这种情况曾在明英宗和明宪宗时期有过短暂反复，但文官集团崛起的大趋势却已经无法扭转，到明孝宗时内阁权力再度加强，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不仅得以入阁，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百官之首，已经足以与皇权对抗，这点在正德年间体现的淋漓尽致。

到嘉靖时期，明世宗朱厚熜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内阁大学士的地位也开始迅速拔高。而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除了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之外，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别无二致。

历经嘉靖、隆庆两代发展，到万历早期时，由于皇帝年幼，身为帝师的张居正不仅足以影响皇帝的决策，再加上代为批红的宦官冯保也与张居正关系不错，于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最后再由皇帝同意。如此一来，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全部操之于张居正之手，内阁权利达到顶峰。

事实上，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期，张居正的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权力不仅远超丞相，而且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如上所述，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统领百官、执掌天下的宰相。也因此，朱元璋其实仅仅是废除了丞相制度，而未能彻底废除宰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