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不是个明君吗？为什么说他是大宋开始衰落的起点？

大家好，说起宋仁宗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往下看。

随着影视剧《清平乐》的播出，许多人开始对宋仁宗和他所统治的时代感兴趣，《清平乐》的简介说宋仁宗苦心经营创造了一个盛世，加之网上对宋仁宗的评价多是赞扬之语，似乎宋仁宗创造了一个太平时代，是一个有道明君。

然而从历史文献来看，宋仁宗仅仅只是一个守成之君。他在位期间四十二年，宋朝的西北边境遭受西夏的猛烈打击，被迫赔款求和，同时宋朝在东北边境也被逼增加给辽朝的岁币;宋朝内部的农民起义频频发生，上层官员党争已经初见端倪;最为重要的是宋朝的“三冗”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唯一的改革“庆历新政”也在宋仁宗本人的默许下宣告失败。这一时期大宋帝国呈现全面衰落的迹象。

内忧：财政危机

北宋时期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危机，《宋史 食货志》记载：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宋朝的税收看似很多，但在实际上都用于国家的财政支出，通俗讲就是国家没有存款。要知道财政没钱意味着北宋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国家根本无力处理，那么政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

财政危机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北宋本身的“三冗”问题。三冗指代的是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

1.冗官

冗官指代的是宋朝庞大的官员数量，在宋代官员分为官和吏，由少量的官员和大量的吏员组成。宋代的官员数量十分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宋真宗年间官员9785人，宋仁宗年间官员增加到17300人。吏员有多少呢?宋真宗时期，有人上言要求裁撤吏员195000人，宋仁宗时代的吏员随着官僚的增加应该更加庞大，按照宋真宗时期的比例推算，宋仁宗时期吏员约有40万。而宋仁宗时期的人口不过大约是5000万人或6000万人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吏呢?主要原因是宋代皇帝维持家天下的需要。于是在行政设计上就有四个指导因素。

为防止宰相权重。分设政事堂掌握行政权、枢密使掌握军事权、三司使掌握财政权。分割中央官员的事权。将官员分为官、职、差遣三种，也就是一个官职在名义上有三个人做，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被差遣在做。剥夺地方官的权利，防止地方割据。把州郡的财政，军队，行政分割开，收归中央所有。又设置通判牵制地方官，还有转运使等官员监察地方官。笼络官员的恩荫制流行。所谓恩荫就是官员可以让自己的亲属当上一个小官，在宋代大批中高级官员可以恩荫自己的子孙，甚至还可以推荐自己的亲友，皇帝以此来笼络中高级官员。在这四个指导因素下，北宋的官僚机构暴增，官员数量也随之增加，而且大批官员属于闲散人员，没有事情可做。庞大的官员数量却需要国家的税收来奉养，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支出。

2.冗兵

冗兵是指代宋朝庞大的军队数量。宋朝国家的钱粮依托于东南的漕运，因为东南是国家的财富来源。所以宋朝选择定都于漕运中心汴梁。但是汴梁城就在华北平原，根本无险可依，加之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辽朝的对于宋朝的威胁十分大。于是宋朝必须设置庞大的军队保卫京城，都城的禁军成为了宋朝对于游牧民族的新“长城”，同时庞大的禁军也是对于地方势力的威慑。

这也是宋真宗、宋仁宗时期，禁军开始大规模增兵的原因之一。但从数据看，禁军的数量是迅速增加，宋太祖时期禁军不过20多万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增加到120多万。这是为什么呢?

宋朝会在灾荒时大规模招募灾民和流民进入军队，以防止农民大规模起义，毁灭国家。“内外相维”的原则。宋夏战争和辽朝的威慑，使得宋朝的边疆地区开始大规模招募部队进行作战，为了防止中央空虚，汴梁也要增兵。这使得宋朝的中央禁军数量规模堪称中国历史之最。数目庞大的军人不事生产，全靠国家的军费养活，这使得国家的财政恶化。

3.冗费

冗官和冗兵直接使得国家财政发生危机，但是宋朝还有冗费问题，也就是给予官僚和军队的巨额赏赐和俸禄。

宋朝皇帝为了军队和官僚对皇帝不发生反抗，给予军队和官僚的中上层极为优厚的俸禄。宋代官员的俸禄除了官俸之外，还有政府给予的其他补贴，比如职田、职钱、公使钱、添支钱等等。举一个例子，宋朝从五品的中散大夫，假如有差遣在身，就可以获得料钱45贯，春冬绫5匹，绢17匹，傔人餐钱35贯，在京城当官有职钱30贯，出任地方官有10顷职田。此外还有皇帝给予官员的赏赐，这种赏赐就是大规模向官员发放钱财。宋代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举行郊祀时文武百官会得到皇帝的巨额赏赐，除了郊祀还有其他的祭祀，都要给予赏钱。

如此巨额的赏赐都是来自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用处根本不大，大批官员在高额俸禄下，照样贪腐。

冗官、冗兵、冗费导致了国家机构的臃肿，而财政养出来的官员和军队却没有任何事情干，就变成了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宋仁宗时期三冗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危机。

外患：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起始于西北党项人的独立。党项人的独立战争起始于宋太宗时期，在宋真宗时期党项人已经割据一方，不过在明面上向宋朝称臣而已。在宋仁宗时期，党项族的首领李元昊登基称帝，引起了宋朝士大夫和皇帝的反感，宋夏战争也由此开启。

而宋夏战争的爆发主要有两点原因：

西夏的国力增强，西夏在西北边境逐渐吞并宁夏和河西走廊，领地大为增强，而且还得到了辽朝的扶持。这使得李元昊野心膨胀，想要攻打宋朝。北宋王朝武备废弛、财力枯竭、呈现衰落痕迹，这使得西夏迫切希望打击北宋获得利益。在1034年，李元昊就在宋朝边境发动小规模骚扰。从1040开始，宋朝和西夏开始大规模作战。但是三次大战，三次惨败。

1040年宋夏爆发三川口之战。起初西夏李元昊假意和宋朝鄜延路主帅范雍通好，随即突然率领军队攻破金明寨，直接围攻宋夏边境的延州。范雍派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万俟政、郭遵帅一万人前去救援，宋军至三川口，遭遇李元昊的埋伏，宋军本来力战，结果黄德和临阵脱逃，宋军大败。

1041年宋夏爆发好水川之战。三川口大败后，宋朝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三人负责防御西夏。1041年，李元昊再度南侵，韩琦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负责抵御李元昊，李元昊故意诱敌深入，结果任福中计，带着军队来到好水川，被埋伏于此的西夏军队攻击，宋军惨败。

1042年宋夏爆发定川寨之战。好水川大败后，宋朝再度改变关中格局，将陕西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便防御西夏。在1042年，李元昊再度南下欲求一举攻下关中。他的首攻目标是泾原路渭州，当时葛怀敏负责防御，结果葛怀敏轻敌冒进，被包围在定川寨，西夏军截断水源，一举击垮宋军，宋军再度大败。

宋军连续在野战败于西夏，并不是西夏有多么强大，西夏当时人口不过几十万，核心地域不过银、夏、绥、宥四州加河西走廊，李元昊由于国力弱小，每次出兵基本上都是举国和宋朝相争，如此弱小的国家能够三次击败宋朝，迫使宋朝接受和议。原因在哪里呢?

宋朝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从宋太宗时期就已经如此，对外战争对于君主的统治毫无用处，反而武将专权能够使得国家颠覆，于是北宋皇帝对于边防根本不重视，因为澶渊之盟证明可以“买”和平，就没有必要让武将带兵作战以防止武将专兵。宋朝对于武将的限制。宋仁宗时期一路(地方区域)的部署、钤辖，都监都有十几员，本意是限制武将的权利，结果使得武将领兵遇事还得和这些人商量，很容易作失战机。而且为了防止武将在边境带兵时间过长，宋朝一年就要更换统兵的武将三到五人，造成“将不知兵，兵不识将”。这种军队如同乌合之众，如何能有战斗力。宋军的质量极为低劣。宋朝民谚：“好男不当兵”。宋军的来源有三种，分别是：灾荒时期的饥民，充军的罪犯，强征的平民。再加上士兵训练根本不得体，《长编》记载，宋朝骑兵能拉的弓只有五、六斗，骑马射箭的距离不过十步到二十步。一个300到500人的指挥(军事单位)能够作战的只有一百多人。这样的军队能够作战吗?宋仁宗大肆削减装备，以陕西的战马为例子，马匹作为骑兵的必备品，也是野战部队的运输工具。在宋真宗时期，陕西买马四万匹，宋仁宗登基后削减战马，以至于康定年间，陕西只7000多的马匹，军队马匹奇缺，根本无法进行野战。所以宋军的失败已经是必然，这样的军队和西夏的军队根本没有办法作战。但是西夏的国力弱小，无力与宋朝进行消耗战。双方才会接受和议。宋夏的和议结果是西夏李元昊名义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可以说宋夏战争把宋仁宗时期宋朝的虚弱一面表露无疑。

兵变和起义：饱受欺压的百姓和士兵

三冗问题，宋夏战争的消耗，以及给西夏和辽朝的岁币。这三项所需的钱财都迫使宋朝加重自耕农的赋税，而宋朝自耕农又会受到来自地方豪强的压迫，这些豪强实行土地兼并，把自耕农变成佃户，他们又不用向国家缴税，使得国家税收减少。于是国家向剩余的自耕农征收赋税，导致自耕农逃亡，豪强继续兼并土地，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在沉重赋税下的农民生活状况怎么样呢?宋仁宗时代的欧阳修在自己的《原弊》记载到：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意思是说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大部分收归国有，能够吃上粮食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有时候还要吃糠、橡实、菜根以求活下去，一旦不幸遭遇天灾，基本上都饿死路边。

如此形势自然会激起民变，但宋朝的统治者也有办法，宋朝政府在灾荒时把强壮的男子招募进入军队，留下老弱妇孺继续劳作，这样没有青壮年男子就不会成为民变的主力，那么民变即使发生也可以轻易镇压。但是民变的根基——沉重的赋税存在，这使得宋仁宗时代农民起义不断。

另外还有一种起义就是军队的兵变，而这种兵变通常和农民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宋代的士兵地位比普通百姓还低，通常招募的士兵都要在脸上刻字，以此作为羞辱。而且军队的长官可以任意使用士兵，比如让士兵为自己谋取私利，或者给达官显贵修筑府邸。最为重要的是部队长官克扣士兵的俸禄，更有甚者向士兵借高利贷以此剥削士兵。在种种压迫，士兵也不堪忍受要发动兵变。

宋仁宗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兵变有王伦领导的沂州起义、张海领导的京西，陕南大起义、邵兴起义、王则起义，其余的小起义不知道有多少。正如欧阳修在《再论置兵御贼札子》感慨道：“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

愤怒的百姓像一把野火在大宋朝的底层燃烧，而宋仁宗的选择是镇压起义和免除一些赋税，但是这些措施对于当时的宋朝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结语：短暂的新政，失败的帝国

庆历新政之所以放到最后，因为这根本不叫作新政。庆历新政持续的时间不到一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主持改革，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仅仅是针对吏治和武备，赋税，恩荫做出改革，就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1044年六月夏竦陷害富弼，迫使范仲淹离职，改革基本宣告失败。

范仲淹等人忧心国事，但是官僚集团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在“三冗”中取得了大量的钱粮，他们为什么要支持改革剥夺自己的利益?宋仁宗本人的改革意愿也不大，毕竟“三冗”虽然危害了百姓和国家财政，但是自己的统治依旧稳固，这才是硬道理。

庆历新政只是北宋时代的一个缩影，大宋帝国的内忧外患始终没有解决，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些问题总要解决，庆历新政之后是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也是没有成功。这意味着大宋帝国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那么宋朝就像空中楼阁，他没有根基，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下。

西夏人由于国力弱小只能占据宋朝的西北边境，那么当人口数量更多和武力更为强大的金人来袭，北宋的灭亡已经是必然，而这一切在宋仁宗时代早就注定，这个时代是大宋帝国衰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