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十六国时期,整个国家开始分裂,各个政权相继独立,从这时候到南北朝的短暂乱世内,也有过短暂的统一,这就要归功于刘裕成功的北伐行动。
刘裕所策动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战,是东晋北伐历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虽然刘裕北伐,还抱有个人或集团的目的,但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 邑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
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关中的得而复失,根本的原因还是刘裕受限于东晋的实力以及北魏对东晋的牵制,因此他不可能坚守长安,更不可能统一北方。换句话讲,不是刘裕不想成就统一的大业,而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条件还未具备,时机尚不成熟。其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再后隋统一了全国,才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而大统一的进程中,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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