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人大都心中有着崇高的理想,而太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往往是不存在的,理想国中朝堂之上君主圣明,臣子清廉,民间百姓富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现实往往十分残酷,以一人之力很难改变,因此文人们将这种不满通过很多途径宣泄出来,有的人纵情山水,有的人郁郁寡欢,而有的人选择恃才狂放。
历代狂者,多是独立苍茫,兀自呼喊。如西晋的阮籍穷途歌哭,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惊人语,从气势上压倒当世所有文人。有明一代,文人染“狂”病者,却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
元明之交,中原板荡,王纲解纽,为个性意识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明初才子解缙上万言书,无所避忌,敢于对嗜血狂朱元璋的朝政评头品足,真可以说是“刀尖上跳舞”。大学者方孝孺当着朱棣的面,拒绝起草诏书,执笔写下一个大大的“篡”字。
文人张狂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高大的自我。这种个性意识到明中叶以后,蔚成一股潮流。我们所熟知的唐伯虎,并非周星驰饰演的那样风流自赏,在红粉丛中游刃有余。他因科举舞弊而与官场绝缘,从此穷愁潦倒,却少了屈身低眉的妾妇气,“一日兼作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
徐文长虽名头不及唐伯虎,但才华横绝一世,以至于齐白石甚至想早生三百年为其磨墨理纸。他同样半生落魄,托足无门。晚年竟多次自杀。有时居然自己拿起斧头,“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有时用锐利的锥子,“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他正是要通过这种疯狂的举动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与徐文长相比,李贽命途也多舛,但他张狂之中更多了几分叛逆。在书院讲学,遇到峨冠博带的道学先生拿经书提问时,他就一拂袖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落发念佛,他却不受戒,照样喝酒吃肉。当时出家人中像李贽一样的狂僧有很多,他们呵佛骂祖,率性而为,用自己的真性情来对抗时代的虚伪与堕落。
在76岁那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人用门板抬到京城入狱。他没有向当权者低头,抱着必死之心,用剃刀自断咽喉,血流遍地,气息两日不绝。侍者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李贽的血性刚烈使“吾道不孤”。他的学说、作品在当时拥有大量的信徒和读者。
明代文人以张狂的举动,以惊世的才华,以骇俗的言论,在封建专制的罗网里,堂堂正正地写就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他们用极其痛苦的存在,向后人证明,这个世间他们曾经来过、活过,也精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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