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头号功臣是谁？是魏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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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强盛隋朝灭亡惨烈教训的刺激下，身为新王朝的建立者，贞观时期的君臣整体上都有很强的危机感和责任心。当然，在君权至上的体制下，皇帝李世民个人尤为关键;但人总有弱点，为了避免独断造成战略错误，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来进行辅助。而魏征，则是这个体系中的佼佼者，但并非不可替代。

出现贞观之治，隋炀帝杨广“功不可没”

包括李渊、李世民在内，初唐的朝廷大员，要么是隋朝的旧臣，要么出自各路起义军。甚至魏征，在跟随李建成之前，曾当过隋朝官员，还在李密手下服务过。

身为隋末乱世的亲历者，初唐君臣对于统治失道带来的巨大灾难有着深刻体会。因此，在史料中我们会时常看到，李世民频繁与那些隋朝老臣就杨广的为政得失进行讨论;隋朝的官方史书《隋书》正是由魏征牵头主编;而除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名言外，李世民还表达过“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这样的感触。

隋炀帝为何败坏强盛的家业?原因虽然很多，但首先与他凭借个人出众才华、刚愎自用密切相关。

李世民时常阅读杨广留下的书作《隋炀帝集》，看完后发出这样的疑惑：“看他的文字，处处包含着尧舜之道，但为啥行桀纣之事?”

那些隋朝旧臣(包括魏征)的口径很一致：“依仗绝世才华，刚愎自用，不听人言。犯了错误自己却茫然不知。”

李家与杨家同为关陇贵族，李渊甚至还与杨广是表兄弟，可以说，他们本就是同行或自己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建立了一些列的制度来对皇权进行匡正、辅助。

贞观年间监督、制衡体系的开创性打造

这里主要列举两项对唐朝政治影响最大的制度：

其一，被空前重视的谏官制。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谏官，但给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是否听取意见，都取决于皇帝本人。为了发挥这一监察岗位的作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登上皇位不久的李世民立即发布了一道诏令：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则谏。

这是什么意思?他列举的职务，都是能够参与国家事务决策的要员。但这些人每次与皇帝讨论政务时，必须要有谏官在一旁出席;任何人若说的不合理，这些嘴炮们立即开喷，丝毫不用给面子。这有点像如今概念性的反对派的意思。

而大名鼎鼎的魏征，起初就是担任谏议大夫。加上他原为李建成手下，开起火来更不客气，成了最猛的嘴炮。甚至李世民私下让他给自己留点面子，别在朝堂上怼得那么狠。

但李世民这是不是做戏?笔者认为并不是，他是真的怕走杨广的老路：弄死一个魏征轻而易举，但接下来谁还会再提意见?反之，自己能如此容忍李建成的手下，其他人还有啥顾忌?大胆提意见吧同志们!

更别说事实证明，人家魏征的绝大部分意见确实正确。

第二：五花判事制

“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

这项制度包含两层意思：

就同一件事，负责起草政务命令的中书舍人(中书省具体干事的，中书令的手下)，要如实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而且要把自己的意见亲手写在相应的文件上，以便核实查证。

这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创举，有效地减少了人治时代独断专行带来的危害。

其结果也立竿见影：据史书记载，自实行五花判事制后，贞观年间的大小决策“鲜有败绩”。

贞观之治的出现，正是在强烈危机意识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立才得以实现。魏征只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并非不可替代，皇帝本人才是最重要的主角。

但这些制度，说到底也是皇权意志的产物，是否能发挥作用，还是得看皇帝自己。在唐高宗时期，武后干政，谏官逐渐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后来虽在唐玄宗前期再度回归，但随着他逐渐骄奢淫逸，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那些制度逐渐有名无实。安史之乱后，唐代更是陷入了藩镇割据、宦官干政的泥潭，逐渐步向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