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和东吴的大臣在赤壁之战前，为何会想要投降？

赤壁之战前，为啥荆州和东吴的大臣们都想投降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知秀网小编告诉你。

公元208年7月，统一了北方大部的曹操南击荆州。双方还未正式交手时，曾经单骑定荆楚的刘表火线离世，为次子刘琮留下了沃野千里、带甲数十万、极尽地形之利的显赫家业。然而在一众大臣的劝说下，这位富二代压根没做任何抵抗，就利索对曹操缴械投降了。

而接下来，当曹操挥师东进时，孙权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江东众臣认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生怕自己主公投降得太慢了。

乍一看“投降”这俩字，大部分人内心估计会马上涌现诸如“毫无气节、品德卑劣”等负面字眼;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投降派的理由很充分，如果我们跳出《三国演义》中“贬曹”的立场来看，这些没骨气的行为，其实非常合理、合法，甚至可谓是利益最大化的首选。(以下依据正史)

道义、实力，是决定投降与否的唯二因素

首先，我们结合越、傅巽等人劝说刘琮的言辞，探一探这些“投降派”的心路：

巽对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

这段话包含了两个关键词：

其一，逆顺，即道义。

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当时的汉王朝并没有灭亡，汉献帝，就代表着汉室。

曹操VS刘表，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大汉政权的内斗。而我们的曹丞相，是名正言顺的汉室拥立者，他麾下所有文武，也都是汉朝廷册立的官员。他们此次南征，也是正儿八经的得到了汉献帝的准许;大军的旗号也是“汉”，而不是演义中的“曹”。

而刘琮之父刘表在世时，从身份上看，是汉室宗亲;从职务而言，是朝廷白纸黑字委任的荆州刺史。但他的表现怎么样?在皇室面临危难时，视若无睹;汉献帝被曹操迎立后，他更是两面三刀，多方下注。

因此，演义中声称曹操是汉贼，但从法理上来讲，不归顺汉献帝的那些诸侯才是真正的贼。而刘表死后，幼子刘琮未经朝廷准许，直接自立为荆州之主，这更无异于赤裸裸的叛逆行为。

所以傅巽等人用了“以人臣而拒人主”这一概念，等于承认了荆州刘氏政权的非法性。因此，他们鼓动荆州投降曹操，实际上是归附朝廷。毕竟从本质上来看，荆州士人都是汉朝子民。

那么，为啥当初官渡之战时，已经挟天子的曹操，仍面临着被人背叛的危机?因为有个更加关键的考量因素：实力。

其二，强弱，即实力。

起初，刘琮也想像他的父亲那样，“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其实就是想当个割据政权，自己做土皇帝。

不过群臣立马迎头给他泼了几盆冷水：时代已经变了，如今的天下，已经不是刘景升时代的天下。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中原的人口、人才、耕地、物资......哪一样不是数倍于荆楚?“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妄想以楚地对抗中原，无异于以卵击石;靠刘备抵抗曹操?他要真有这能耐，怎么可能沦落到投奔荆州?

总而言之仨字：打不过。

想必当时刘琮的内心是拔凉拔凉的：一不占理，二没能力，三没人心，再硬抗不就等于自取其辱?所以他利索的缴械投降。

而接下来的孙权，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首先，道义不占优势：

曹公......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

在小说中，曹操虽给人一副蛮不讲理、欺辱汉室的印象，但在实际上，当初汉献帝流落洛阳废墟之际，各路诸侯视之若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当时尚弱小的曹操前去迎接，让失序已久的“宗室社稷制度始立”。如果没有曹操，估计汉王朝当时就要改名换姓了。

曹操接下来的举动，正如同江东群臣所言，总是打着汉朝廷的名义，所作所为都处于规则之内，起码在表面上让人抓不住把柄，几乎是一位兢兢业业为汉王室翦除叛乱的“周公、霍光”。

而其他诸侯攻击曹操的理由则很无厘头：曹虽明汉相，其实汉贼。这既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也有莫须有的意味。如果说替汉朝廷办事的曹操是贼，那孙权、刘备这些实际上已经占山为王、画地自守的好汉们，该怎么称呼?这是赤裸裸的以一百步笑五十步。

其次，双方实力的差距太大了。曹操取得荆州后，面对孙权时已具备了巨大的战略优势：地形上，扼守长江上游，东吴面对中原的天堑已不复存在。

军事方面，刘表苦心经营多年的荆州水军，曾经让孙权家族头疼不已;如今却已悉数归附曹操，再辅以向来强大的中原步骑，双方纸面上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到让人难以直视。

所以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总而言之，从客观上而言，实力才是决定荆州、江东众臣们态度的首要因素;而正统与否、顺逆态势，只是他们用来帮助自己下台阶的梯子。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官员们为啥如此理智?血性的周瑜、鲁肃为啥成了少数派?

因为严格而言，这些人本身就是投机者。

呼风唤雨的诸侯们，实际上是门阀政治的代言人

东汉末年的乱局，其实是世家大族们的博弈;而那些“诸侯”，更像是不同势力的代言人;代言人可以换，但主体不会变。荆州、江东士族不约而同的主张投降，实际上是顺应局面、及时变换代言人而已。

我们都知道，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主要由察举、征召组成。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后者是皇帝本人由上而下选用人员。而起初人才的推荐/选取标准，是才能、品德，即儒家所讲的德才兼备。

显然，这两个指标都难以量化，免不了会受人为因素左右。在政治清明时期，依靠帝王权术的掌控、考核制度的鞭策，尚且能维持这一体系的正常运转;而到了东汉后期，面对上层建筑的失序、现实利益的冲突，上述制度逐沦为裙带关系的温床;有权有势，就能左右官员选拔，最终，门第高下，已成为人员任用的真实标准，甚至逐步形成了诸如“四世三公”的袁氏这样的公卿世家。

出于对话语权的争夺，恒、灵二帝在位期间，连续发生了好几起“党锢之祸”事件，士族与皇室愈发貌合神离。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地方豪族靠着强大的人力、财力、影响力，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而那些州牧、刺史、太守们，原本就是门阀政治的产物。这些人经过一番磨合、博弈，那些最强大的家族，自然而然的成了统领一方的诸侯;而稍弱些的，想要在乱世中保全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纷纷选边站、拥立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家族。

比如咱们熟悉的“罪魁”董卓，当初他进入长安、控制皇室后，也不得不听取尚书周毖、校尉伍琼这些达官的意见，任用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人担任州郡长官。但没想到的是，这些人一到辖区就翻脸不认人，坑得举荐人身首异处;

而对于袁绍，董卓对其“树恩四世，门世故吏遍於天下”的家族势力极为忌惮，不得已将其封为渤海太守。而袁绍到达冀州后，凭借自家的金字招牌、实打实的人脉资源，振臂一呼、响者云集，没费多大力气就成了最大的诸侯。

刘表依靠蔡氏、;孙坚起兵，依靠的是“收合士大夫”，重用周瑜、张昭、陆氏等家族;曹操的麾下更不得了，荀彧、杨彪、陈群，分别代表了颍川荀氏、弘农杨氏、颍川陈氏，这三家加上袁氏，被称为当时的天下四大家族;而郭嘉、程昱等谋士，也都来自颍川。因此，曹操的胜利，可以视为豪门望族的胜利。

相比较以上大咖们，刘备起初举步维艰，正是由于缺少世家大族的支持。

那么，这些豪门选择诸侯的标准是啥?看谁最有前途。荀彧离开袁绍，是因为“终不能成大事”，扭头主动投靠当时还处于弱势的曹操，被对方视为自己的张良，年仅29岁就被任命为司马。其后，郭嘉、陈群等一众大神也被荀彧带进曹营，为曹操成长为头号枭雄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无论荆州还是江东的士族，他们支持谁，基本只有一个标准：对家族是否最有利。而面对善于纳降的曹操，投降，无疑是他们实现家族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选择。

面对善于纳降的曹操，“投降”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

正史中的曹操，除了善于唯才是举外，还特别精通纳降。

他击败吕布后，除了旗帜鲜明的陈宫、高顺外，张辽等一众将领以及以及臧霸、孙观都被收归麾下;

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但他俩一个敢投降、一个敢接受投降，其后竟相安无事，甚至还结成了亲家;

野心勃勃的刘备前来投靠，曹操视其为英雄，先后表他为豫州牧、左将军，并且出钱出人帮其壮大;甚至在刘备逃跑后，对落在自己手中的悍将关羽，曹操也是尽力尝试收为己用;

而鼓励刘琮投降的荆州士人们，也被曹操大度的投桃报李：

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嵩，大;羲，侍中;先，尚书令;多至大官。

嵩即韩嵩，官渡之战时他劝刘表支持曹操，差点被杀;羲即邓羲，也曾劝刘表不要跟袁绍结交;先是刘表的别驾刘先，当初和韩嵩一起建议刘表站队曹操。

则更加荣耀，曹操曾喜滋滋的给荀彧写信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蒯异度即蒯越)

而对于自己手下的投降派，曹操也很大度。在官渡之战后，他将手下人写给袁绍的投降书悉数烧毁：“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

自己手下迫于形势意图投靠他人，曹操予以理解;对于投奔自己的其他势力，曹操大方的给予殊荣，其他人看在眼里，怎会不群起而效之?

因此，当曹操大兵压境之际，孙权手下几乎全部人都劝自己的主公投降，正如鲁肃所言：

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可以这样假设：曹操拿下江东，还是得依靠本地大家族治理;而除了孙权以及他的某些铁杆支持者外，其他现有体系内的官员，不仅能保住原有的利益，甚至还极有可能更进一步。也许，当时的东吴群臣就差拿刀子逼孙权了。

而在赤壁之战后，分割天下的希望之火再度被点燃，那些新旧家族，再次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站队”伟业中。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时代趋势：在察举、征辟制下，选举制度逐渐向世家大族固化;而到了东汉末期，由于逐渐恶化的政治博弈与战乱侵扰，家族利益逐渐凌驾于封建政权利益至上;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在现实的冲击下，演化缩小为“齐家”这个更加务实小目标。随着曹丕时代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这一趋势更是进一步强化。其后的司马氏顺利代魏，西晋士大夫盛行清谈、无人干实事，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无人真心北伐，都是这一趋势无节制发展带来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