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垃圾奏折” ？

记得前段时间，各位的朋友圈应该都被一篇“清代垃圾奏折集锦”的帖子刷了屏。这些“垃圾奏折”最早是台湾网友从清宫文书中摘录出来的，配上了白话文翻译，因为奏折的画面太有喜感，很快就被大陆网友传得不亦乐乎。我先顺手转录直隶总督几则报雨的奏折，让诸位感受一下清朝奏折的风格——

直隶总督：京城、顺天府等地六月中旬下大雨了。

康熙：京城下雨我还不知道吗?不必再报了。

直隶总督：顺天府、河间府等地六月初也下雨了。

康熙：京城、京北下雨我已知道了，不用再报。

直隶总督：保定府、真定府等地六月初也下雨了。

康熙：已回复过了。

直隶总督：顺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初也下雨了。

康熙：已回复过了。

直隶总督：顺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初也下雨了。

康熙：到处都下雨，报告下雨的奏折太多了，而且京城和京北的情况我早就知道了。

(原文：直隶总督奏报京城及顺天府等地得雨尺寸，并各河道安澜，无生发蝗蝻，康熙批复：二十七日雨朕早已知道，不必续报了。直隶总督又奏报顺天河间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康熙批复：京中京北十二日又得大雨，朕已听得，尔不必报了。直隶总督又奏报保定、真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康熙批复：已有旨了。直隶总督又奏报顺天、保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康熙批复：已有旨了。直隶总督又奏报顺天、保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康熙批复：各地雨已遍足，此报雨折子太多，况京城京北之雨行在早已闻得。)

许多看过这些“垃圾奏折”的网友可能都有一个感觉：怎么清王朝的地方大吏这么逗逼，鸡毛蒜皮的事都要一而再、再而三报告皇上，皇帝成天批阅这一大堆奏折，岂不是要累得内伤?

这么想的朋友可能对清代的奏折制度不是很了解。其实，如此充满喜感的奏折形式，是清代奏折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清朝帝王刻意追求的制度效果。奏报的地方大吏既不是逗逼，批阅的皇帝也乐在其中。

奏折是清代康熙时期才出现的一种大臣奏事文书。康熙朝之前，是没有奏折制度的，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奏事文书沿袭明制，凡奏报“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用印具题”，奏报“本身私事，俱用奏本，虽有印之官，不准用印”。简单地说，奏公事用“题本”，奏私事用“奏本”。所谓公事，是指“钱粮、刑名、兵丁、地方民务”;私事则是指“乞恩、认罪、缴敕、谢恩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申诉等事”。

不管是题本，还是奏本，送达御前都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先由各省驻京提塘官送到通政使司;通政使司收到各省题奏本章后，整理好送内阁;内阁的秘书将各地呈报的本章按缓急分好类，交给“票签处”(内阁下设机构)草拟批复意见，这叫“票拟”;票拟完毕，题奏本章连同内阁所拟票签一起送“批本处”(内阁另一个下设机构)登记，然后才由奏事太监进呈御览;皇帝一般都会同意内阁票拟的意见，但有时候也会饬令退回内阁改签。

凡经皇帝核准的题奏与票签，则交回内阁用朱笔作出正式批复，叫做“批红”。批红之后，转发给六科，由六科抄发各衙门办理。之所以要经过六科，是因为理论上六科有审核、封驳之权，但在清代，六科的这一权力已经名存实亡，只是走过场而已。

按这套程序走下来，办事效率不会很快，而且，皇帝也很难朝纲独断，他的权力基本被下面的官僚机制分流了。这一点是清朝皇帝不能容忍的。所以，雄才大略且精力过人的康熙皇帝便创设了奏折制，赋予一些地方大员(比如督抚)及皇帝亲信(如江宁织造)用折子秘密向皇帝奏事的特权。

奏折的内容不限大小事，地方是否下大雨、庄稼长势如何、市井间物价升跌，都可以向皇帝报告，康熙皇帝便多次指示江宁织造曹寅：“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已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密摺不可令人写”。直隶总督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康熙报告顺天府下雨啦，河间府下雨啦，保定府下雨啦，是因为他具有密折奏事的特权，更是因为他身负事无巨细向皇帝报告的责任。报告打得勤快些，皇帝不会怪罪;但若是不打报告，那就是渎职，吃不了兜着走。

奏折的进呈也是绕过通政使司、内阁等官僚机构，直接由兵部捷报处送达宫门，进呈御前。皇帝亲览奏折，亲笔批示，不需要内阁那帮老家伙“票拟”。皇帝批阅了奏折后，既可发给有关部门照章办理，也可通过兵部驿传系统寄给奏报的官员本人，这叫做“廷寄”。

通过密折—廷寄的文书往来，清朝皇帝实现了与地方大臣的单线联系。这样的文书往来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因此，奏折与其说是一种公文，不如说是一种私信。正因为奏折具有私信的性质，皇帝的批复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强烈的私人性色彩，如雍正批复年羹尧奏折：“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批复田文镜奏折：“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只有私信才会用这样的口吻。

雍正朝是奏折制度的成熟期，更多的地方官员被皇帝赋予进折的特权，如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都可以具折奏事，所以雍正皇帝也特别勤政，他自称，“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奏折制度下，皇帝不勤政不行啊。

而奏折制度的设立，也使得清朝皇帝掌握了超越官僚系统、超越既定程序、事无大小咸决于上的权力。康熙皇帝便自诩：“朕令大臣皆奏密摺，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摺，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摺，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

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看，清代特有的奏折制是传统皇权制度的一大嬗变。清代之前，不管是官员奏疏的上行，还是君主诏敕的下行，都需要走繁杂的程序。走程序有效率低下的毛病，因而唐宋时又出现了奏事程序简化的牓子、札子，如宋代大臣可以进呈札子奏事，但宋代札子与清代折子还是大不一样：清代折子具有私信的性质，宋人札子则是公文，札子上谈的也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公事。

既然是公文，就得按公文的程序走。宋初立下定制：“中外所上书疏”，“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处理公文的行政主体是国家机构，而不是皇帝私人。对进呈御览的奏疏，君主也应该“一一与大臣商量可行可止之状”。当然，宋朝皇帝有时候也会亲批奏疏，这叫做“内降”，但宋人坚持认为，“内降之名，古今以为非是”，皇帝绕开文官体系发出来的御批，往往会受到大臣的抗议与抵制。

宋人之所以斤斤计较公文的程序，与宋人秉持的观念有关——在宋人看来，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政事乃公共之事，非君主一人之私事，自当公事公办。而这样的观念，在清代奏折制度下，是荡然无存的。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看“清代垃圾奏折集锦”，就不会觉得有趣，而是会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