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在强大之时，为何不彻底统一北方民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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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历史，能够击败北方游牧民族的朝代或者时期并不在少数，然而想要彻底征服，却极为的困难，原因便在于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太强，而留给他们的活动空间又极大。

我们以汉朝为例，汉武帝时期虽然屡次击败匈奴，但匈奴战败便远遁漠北，汉武帝虽然又派军深入漠北击败匈奴主力，但仍无力彻底对其征服，此后汉匈双方仍是打打停停，一直到东汉初期这才基本解决。又如明朝永乐时期，朱棣先后五次出征，然而在知道了明军的强大之后，鞑靼军队便开始避而不战，导致朱棣徒耗钱粮，却始终难以歼灭敌人主力。

此外，游牧民族不同于农耕文明，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代价普遍偏小，而农耕文明大军出动却往往需要极为庞大的后勤支持。因此，寻找歼灭游牧民族主力，一直是中原王朝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时间太短难以找到，时间太长国家又负担不起。

无法有效歼灭敌军主力，自然也就难以迫使其臣服，接受己方的统治。而清朝之所以能够对蒙古实行统治，沙俄的东扩其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占领了西伯利亚的沙俄其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彻底堵死了游牧民族的退路。

原因之二：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统治成本太大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不仅生活生产方式不同，风俗、文化、信仰等各方面也均不相同，想要完成同化并非易事。

而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游牧民族的产出其实极为有限，即使是丰年也仅仅是略有盈余，而更多时候甚至无法负担本族的生存，这也是游牧民族经常南下袭边，以及部落之间相互攻击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来可以南下掠夺，二来可以借助战争减少草原人口。

如果将其纳入统治，那么朝廷势必每年都要付出大量的代价来保证草原百姓生存，否则就可能产生叛乱。可一旦草原百姓获得了充足的补给，人口的膨胀势必无法避免，在草原无法养活大量百姓的情况下，这无疑要进一步增加朝廷的支出负担，这简直就是种恶性循环。

正如狄仁杰给武则天奏疏中所说，“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将草原地区纳入统治，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例如明朝对安南的统治，就是由于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最终被朝廷所放弃。

原因之三：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天然敌对，多以打击防御为主

由于游牧民族时常侵略边境，这导致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长期处于敌对关系，而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很难短期内予以化解。因而，历朝历代以来，中原王朝对于游牧民族多以打击和防范为主。

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原王朝自古以来便实行较为单一的民族政策，始终视北方游牧民族为异族，因此在对待策略上，往往是强盛时期以打击为主，贫弱之时以防御为主，即使为了和平稳定会展开一定层次的交流，但也极为有限。

同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和以农为主的生活方式，中原王朝也很难升起向北扩张的动力和需求，双方有限的交流基本停留在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层面上，而这种关系显然并不牢靠。

纵观中国历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总是扩张最快、最大的时期，而汉人政权统治时期即使有所扩张，也极为有限。这便源于双方治国方略和民族政策的不同。

原因之四：草原无法复制中原统治模式，古代实行“一国两制”不现实

由于游牧民族经常迁徙，根本无法设立固定的官府和驻军，因而根本无法复制中原统治模式，而如果仍采用部落式的统治，又无法保证统治的稳定性。

要知道，在古代集权统治之下，想要对游牧民族实行有效统治，只能推行“一国两制”，例如向清朝那样推行盟旗制度，可这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显然不太现实。何况，游牧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其组成军队的代价极小，其一旦产生异心，可以迅速聚集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而朝廷想要剿灭，可就并非易事了。

这点其实可以参考明朝在奴儿干都司的统治模式，明朝在该地区几乎推行的就是军管制度，即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而且实行的是“以夷制夷”的策略，根本原因就是无法向该地区进行移民。而这则是造成后来明朝经营辽东全面崩盘的一个重要原因，等到后金崛起之时，明朝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力量扑灭叛乱。

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将一块无法实行有统治，且叛乱随时可能爆发叛乱的地区纳入统治，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如上所述，无法彻底征服草原，统治代价太大和无法复制中原统治模式，应该就是中原王朝始终没将草原纳入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其他方面诸如天朝上国思想、草原周边民族和环境复杂等因素，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