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功登基,又通过杯酒释兵权这一潇洒的操作大权独揽,但其实“杯酒释兵权”这一手,给大宋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实际上,赵匡胤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这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
由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慨,用《宋史》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作战勇猛,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顿悟”了,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国大将王翦那样,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在出征灭楚途中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看来,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污腐败,赵匡胤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甚至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太过分了,必须处理时,他也尽量手下留情。
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前往流放地,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帅。由于有恃无恐,970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有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即位后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973年到977年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王继勋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便践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给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显然,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慰与补偿。
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这种“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除了在立国之初发生过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在帝国后期,“以腐败换兵权”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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