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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能荒唐到什么程度?
万历年间,有个吏部尚书叫孙丕扬。我们知道,吏部尚书在六部长官中的地位相当高,因为他所负责的工作关系到整个官僚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吏部就相当于组织部、人事部、编办的集合体。这位身居高位的孙丕扬,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制度——抽签选官。
最离谱的是,这套政策一经出台,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称赞。后来到了清朝,这项制度竟被沿袭了下来,成为大清的常驻政策。
万历二十二年,孙丕扬奏疏,拟定了掣签法的章程。具体的内容,就是吏部在进行官员选拔的过程中,先将备选人的地区、官职等信息写在竹签上,然后将所有竹签放在竹签筒里。随后,所有预备役官员,在筒子里进行抽签。
运气好的,能在富庶的地区担任要职;运气糟的,就只能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当芝麻官。这种制度,就是不论能力高低,就职全靠运气。明清交替完毕后,清朝的统治者沿袭了这一制度,一旦有地方官外调,一律遵循掣签法,靠抽签来决定任职的地区和官职。
那么,制定了掣签法的大臣,脑子里有多少水分?
仔细翻翻史料,事实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明史》中白纸黑字地记载着孙丕扬的生平履历,从他的政绩来看这个官员曾担任过刑部尚书。不论是刑部还是吏部,都是要害部门,能够在“七十有八”的年龄仍“白首趋朝”,可见这老倌非但官运亨通,能力也是不错的。据记载,孙丕扬在担任吏部尚书的过程中,刚正不阿,没有一个投机分子能从他这走后门。
既是如此,他为什么要发明抽签选官这种让自己身后名蒙羞的制度呢?
这还要从宦官专权的历史背景谈起。万历朝后期,宦官权倾朝野,太监们的魔爪已伸向外廷,影响到官员的任免中。但凡要害岗位,几乎都是由宦官确定的人选霸占。显然,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用不了多久朝野上下就遍布宦党了。孙丕扬想要打破这种状况,能够凭借的方式只有更改选拔制度,也就是发明掣签法。
可以说,孙丕扬的这一决定是相当无奈的,他不想与阉党沆瀣一气,又生怕得罪权倾朝野的太监。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让官吏的选拔相对“公平公正”。一切外放的官员,全凭运气进行选调,这总好过让那些阉党指派的人手身居要职。据说,孙丕扬制定了这一政策后,人们都说这吏部尚书办事公道。从这一现象的背后,我们就能看到万历朝着实已烂到了骨子里。
这一时期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的现象屡见不鲜。礼部靠科举赚取暴利,吏部靠官员选调发财,文武百官对这种现象早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中有阉党王振操纵群臣,连于谦这样的能臣都被打入死牢,要不是山西、河南的老百姓请愿,恐怕于大人就要葬身于万历朝了。
严嵩之所以上位,就是因为他上供了“千辆资财”,这才顺利地爬上了内阁首辅的高位。严嵩当权后,为了收回这笔成本,便开始大肆卖官。严嵩被抄家之后,总共搜出三万四千两黄金,二百万两白银,其他珍宝不计其数。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皇帝是个庸君,内廷被太监把持得严严实实,外廷又有严嵩这样的高官兴风作浪。从宰辅、六部到各级官员,一条根须纠缠的利益链条就此形成,对国家的吏治造成了莫大的危害。孙丕扬所发明的抽签选官法,正是一条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良策。
相比之下,明朝的官员选拔制度比此前公道了许多。
所以,《明史》中对孙丕扬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虽然这套制度的出台让吏部无法辨才选官,但却杜绝了营私舞弊的弊端。倘若没有孙丕扬,恐怕明朝的吏治将会进一步恶化。这也正是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的表现,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对其进行批判和评价。
孙丕扬墓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流曲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当地激进分子的严重破坏,现仅存遗迹了。
为什么说从这一历史事件上,足以看出一个王朝的荒唐呢?
一个国家,要靠抽签选官这种办法,来保证人事任命上的相对公平,足见,该政权着实已烂到了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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