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好是坏？古代中国“重农抑商”会带来哪些问题？

今天知秀网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古代中国“重农抑商”会带来哪些问题?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维持一个国家运转，需要财政的支撑。

很显然，商业更能造就社会的繁荣。

虽然古代没有经济学，但是经济规律是存在，古人不会看不到发展商业的好处。商业发展起来了，税源当然也丰富了，中国历代王朝为什么会拒绝这样的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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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属于农耕文明，税收非常稳定，只要不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王朝总会平稳延续。

任何一个王朝灭亡了，只要重拾前朝的财政制度，就能继续造就盛世。

农耕地带，税收的成本很低，能聚集起来的财富总量也很大。

但这样的财政制度有一个无法突破的困境。

农耕文明的财富特征是刚性太大，弹性太小。毕竟是靠天吃饭，土地上的产出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塑造了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特征。

首先一点，中国王朝的财政就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政。

财富总量就那么大——土地就那么多，土地产出也就那么多，能养活的人自然也就那么多，不管是按人头收税，还是按土地产出收税，变化都不会太大。

所以，一个时代对应的帝国政府的职能就只能那么多，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和西方古代商业社会的财政原则就不一样了。

西方商业社会，可以“量出为入”，需要办多少事就收多少钱。

为啥?因为商业和对外战争，完全可以在市场和战场上把花出去的钱收回来，他们的财政状况弹性很大。

要是没有巨额商业收益的利诱，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不会冒险走向九死一生的海洋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对外扩张的动力不大?

王朝再强大，财政税收也是它的制约因素，有这根线牵着，风筝怎么也飞不远。

中国人每年的收入是有限的，对外战争的收入是不稳定的，所以对外扩张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搞不好王朝会就此灭亡——隋炀帝就是这样，死性不改征高句丽，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江山。

因为钱就这么多，用途也都事先定好了。所以皇帝虽然权力至高，但实际上可任意操作的空间并不大。哪怕是皇帝，也是要看菜下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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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

量入为出、轻徭薄赋的财政制度，应付帝国的日常状态没有问题。但是，当危机到来，需要大幅增加政府开支的时候，怎么办呢?

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悄悄生长的因素在耗尽财政资源。

举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非常照顾，一辈子啥活不用干，就可以从国家领俸禄。刚开始，这一大家子吃国家财政，能吃多少钱?所以这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可是，到了二三百年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据徐光启推算，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涨一倍，朱元璋的时候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涨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涨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年间涨到八万多人。到明末，则有一百多万人。

帝王家也没钱啊

其实满清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到了清末时，也成了大清财政的严重负担。

那种“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当然就不堪负担了。

还有一种危机是外部危机，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那就要大幅增加军费。

钱从哪里来?这也是农耕国家的刚性财政负担不了的。宋朝和明朝的灭亡，都可以找到这种财政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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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说怎么办?解决思路之一，就是找到弹性的税收源头。既然土地出产是刚性的，那什么是弹性的呢?

在农耕社会，最大的弹性收入，就是所谓暴利性资源商品，主要指的就是盐和铁，后来又有茶叶这类成瘾性商品。

在历史上，这些商品都是由国家专卖，原因就是它提供了财政上的弹性。

可是这种商品也有一个难题，放在政府手里经营吧，效率实在太低，收入有限。放给民间经营，然后政府收税吧，效率是提上去了，但是危险也大增。

毕竟，谁控制这些暴利性资源，谁就能轻松获得巨额收入。

私人拥有巨额收入，既可能成为对政权的威胁，也可能成为豪强势力，导致社会失衡，激化社会矛盾，比如清末的盐商。

所以，这个解决思路也不靠谱。

富可敌国的盐商，曾经把皇帝派来查偷税漏税的钦差大臣给逼死

有人可能会说，那既然刚性税收是一个基本困境，那就应该向西方学，发展商业，而不是像中国古代政府那么愚昧，搞了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把自己财政弹性搞得那么小，危机来了没钱花，这不是自找吗?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庞大的中国引入商业，它会引发一正一反两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如果社会管理能力不升级，比如引入代议制，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等等，商业税收根本就收不上来——如果商人不能参与政治，就不敢造富;如果没舰队的保护，商人也不敢去冒险拓展海外贸易。

英国的海上贸易养活了海军，强大的海军保护英国商人的海外贸易

第二个影响是，如果这套能力建设完成了，可以收上商业税了，那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们想想，这一定是好事吗?或者问得更准确一点，在古代社会条件下，这一定是好事吗?不一定。

商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网络，是一种不断处于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句话很重要。

它是一个网络，所以它就不可能单独生存。商业社会的兴衰是取决于周边环境的，取决于它在网络中的位置的。网络一变，一个商业社会的生存条件就变。

它是一种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意味着，一个商业社会要么就在扩张中，要么就在萎缩中，它很难保持稳定。

人类古代历史上的商业社会，发达的时候如烈火烹油，衰落的时候如大厦将倾，文明的稳定性很差。

你看，丝绸之路上那些曾经发达的绿洲国家，著名的像楼兰古国，而今文明都灭绝了。

再比如我们中国的那些著名的商业城市，比如扬州，原来在运河的商业网络中，极尽繁荣，但是运河一衰落，扬州的衰落就是定局。

其实西方文明也是这样。罗马帝国的内部商业非常发达，但是一旦崩溃，就再难复兴。

很多人都看过前些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西方大国崛起和接力赛一样，一个国家崛起之后衰落了，就再也不会复兴?——曾经划地球而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拥有全世界超过一半商船的荷兰，现在顶多也只是小而美的国家，与昔日鼎盛时期非同日而语。

因为航海和商业都是复杂的协作体，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

这种复杂的协作关系一旦被战争等等强大的力量摧毁，几乎很难在原地重建，因为很难确保原来的种种复杂条件都能恢复，帝国也就由此分崩离析、消失在历史中。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打败后，西班牙就再也没再崛起

再来看我们中国，农耕经济虽然看起来有种种缺陷，比如上面讲的，财政的弹性非常差。但是它结构简单，生命力极其顽强。

上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只要新王朝给小农家庭配置了土地，经济和社会结构很快就会重建和恢复，帝国也由此复兴。

这样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中国是世界各个文明中历史延续性最好的。不管乱成什么样，总能再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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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中国历代王朝都使用农耕经济的财政系统，所以重农抑商自然也就是成了皇帝们最理智的选择——我的目标是延续帝国，并不是搞创新发展威胁我统治的商业经济。

但是带来的后果是，造成中国社会内卷化。

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用这套财政制度很得心应手，就不会想去用其他制度，这就在制度和技术上彻底锁死了自己，不去发展农耕文明之外的经济和技术。

中国农民千年不变的作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从人类社会会从奴隶制度，到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一个文明一旦内卷化，是无法自我突破这一困局的，没有外来的冲击，中国的封建帝国制度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通过农耕经济的财政体系，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汉武帝最终会独尊儒术，而之后的王朝也都选择儒家作为社会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其中一点就是重农抑商嘛。

所以并不是我们信了儒家，所以社会才重农抑商，而是因为我们选择这样的财政系统，所以选择了重农抑商的思想，也就选择了儒家。

没有儒家，也会有其他学派提供这样的思想，帝国需要的是这样思想，而不是需要儒家，只不过正好儒家提供了这样一整套思想解决方案。

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儒家选择了历史。